1847年4月的一个早晨，当吐鲁斯市圣奥宾公墓的掘墓人——雷斯波，例行日常的工作时，突然在墓园内看到一个女人跪在墙角旁，似乎是在做祈祷。
她的姿势非常奇怪，几乎是脸朝下趴在那儿，胳膊肘和膝盖支撑着整个身体。雷斯波走近才发现她已经死了。死者是个年轻的姑娘，前一天就失踪了，而且消失得还非常奇怪，令人惊疑。
她的名字叫萨拉·卡贝特，不足15岁，给当地一个装订商——伯脱德·坎特当学徒。就在前一天上午九点左右，萨拉陪她的老师坎特，还有一位名字叫玛瑞·罗德玛的老女工，三人一起带着新装订好的书去一所宗教学院——基督教会学院。
坎特手里只拿了一把伞，玛瑞和萨拉的头上各顶了一篮子书。到门口，门卫把他们让进门厅，他们把书放下来后，玛端就回工厂了。坎特将伞递给萨拉，自己带著书进了图书馆，并叫萨拉等他一会儿，以便把篮子带回去。
他在里边呆了大约半小时，办完诸如检查书本、同经理结账等事情，返回门厅时，萨拉已无影无踪，那把伞却在墙边放着。门卫说没看到她出去，甚至压根就没有注意过她。也难怪，这学院五百多名教会成员、修道士和学生，以及一些外来的人，都从这进进出出，门房整个上午忙得不可开交，自然不会注意到萨拉。
坎特离开学院，中间还拐了弯，最后回到家中。他的妻子问起萨拉，他说她可能去看她那多病的母亲了。随后，坎特就去附近的一个小镇处理生意上的事情了，其间只有萨拉的姨妈曾仔细询问过她的下落。可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她竟死在公墓里，尸体周围还没什么脚印。
八点钟，警察来到了，随后法医也到了。大家注意到，在警察来之前，已有人翻墙或从大门口进来过了，掘墓人和看墓的人虽然不能把进来的每个人都赶出去，但已警告他们不要靠近那个女孩的尸体。
她半趴半跪着，与墙成某种角度，头朝向临街的墙，这条街名叫安静路；脚朝着学院公园的墙，这堵墙把学院和公墓分开。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凶残的袭击，脑骨都碎了，显然是谋杀。
比尸体解剖所证实的情况更令人不解的，是发现了一些极小的细节：这女孩头上和身上都有泥土，头发上还有柏针和一些碎纤维，大概有4英寸长，显而易见是从绳子上掉下来的，一片红色的天竺葵花瓣也挂在头发上。
根据以上微妙的线索，法国的警察便准备下结论，但许多人包括一些才华横溢的律师都反驳这种推理。
记住，这个案子发生在1847年，欧洲当时几乎还没有侦探小说，而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只是在此案前几年才诞生于美国，是爱伦·坡写的。距今20年前伽波罗才出名，大家听说大名鼎鼎的侦探贝克·斯端也就是40年前的事情。自然，世上的侦探要比文学家先出现。
对于萨拉的尸体为什么会在这里，有三种说法：一是从大门带进来的，二是从临着安静路的墙上扔进来的，三是从学院的花园里扔进来的。但却没提到她被发现的地方就是谋杀地。根据她胃里食物的消化状况分析，她死亡的时间可能是前一天上午10点，也就是她到学院后一个小时之内。而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墓被谋杀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可能是9－10点之间在某个地方被杀，尸体晚上才被丢到墓地。
难道她的尸体能从大门运进来吗？这显然有点不现实。因为大门一到晚上就上锁了，而且尸体附近也没脚印，她头上的柏针和花瓣似乎说明与那两堵墙有关。
相反，另一些人说，大门也可能由于粗心而没上锁，尸体附近没有脚印也说明不了什么。如果是从某个高度扔下来的，那么她的胳膊肘和膝盖与地面应有摩擦的痕迹，但没有发现。她头上的花瓣也可能是风刮过来的，因为这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况且她的衣服很整齐，再说，一个80－90磅重的女孩从墙上扔过来会成这样一个姿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提到她是从街上扔过来的说法，一个在安静路值勤的哨兵很干脆地断言：“没看见发生这种事。”墙上植物也没有被压过的痕迹，似乎不曾有什么东西从此而过，而且这儿没有天竺葵。
与此相反的说法是，下雨天哨兵一般呆在岗亭里，也许会错过发现可疑情况的机会。
一些微小的迹象表明，这女孩的尸体似乎是从学院的花园里扔过来的。她头上的泥土好像是来自墙上的泥土，墙上还有盛开的天竺葵，最巧合的是其中一朵花正好失掉了一片花瓣，而那女孩的头上也正好有一片这样的花瓣。临街墙上边的柏枝也被压弯，伸向花园的墙这边，似乎有什么重物从此而过。虽然上述情况能说明花瓣为什么在她头发上，但是无法想象她怎么能成这样一个姿势（对于这个观点，大家持保留态度，因为除非墙两边都有枯枝，我相信这儿有）。
在公园的地上，有梯子斜靠墙放过的痕迹，正好对着那女孩尸体的位置。在这儿还发现了一条绳，无论从颜色还是从纹理上与女孩头上的碎织物非常相似。
当然第三个观点也遭到了一部分人的激烈反驳。法国一位对此事有详细记述的人说。这里还有一朵花完全没了花瓣呢，花在暴风雨中自然要凋谢，花瓣到处都是，落在那女孩头上也不算什么偶然。至于说梯子，学院的园丁说是他放在那儿的，这是合理合法的。最后还有一点请注意，这堵墙的墙檐有9英寸宽，而那女孩的脚离墙根只有4英寸，所以从公园扔过来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也有可能的话，她被扔过来而成这样一个姿势也就毫不怪了。
围绕着这个观点发生了一场争论。如果尸体不是被扔过来的，而是站在梯子上抛下来的，最后一个疑点就释然了。但另外一些人说，梯子在地上压的痕迹不深，不像是承受了两个人体的重量（谋杀者和那女孩的尸体）。可谁能站在花园的地上将尸体扔过9英尺高的墙呢？
是否还有其它办法进入公墓，比如从河上或从其它公园，但大家都很少注意到此，大概是因为这种可能性极小的缘故吧。
所有的想法都集中在一起，如果萨拉的尸体是从大门口进来的或者说是从街上扔过来，那么她的谋杀者会出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但如果是从学院的花园过来的，又没留下什么可疑的痕迹，那么就是学院的人故意而为，想摆脱嫌疑。
那女孩的姿势和她整齐的穿着使我感觉她是从街上被带过来的。但这也有问题，她为什么被放成这个样子，难道是谋杀者蓄意制造恐怖，以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要不就是她被装在箱子里带进来的，不得不成这个样子，因为尸体僵硬后不好改变其姿势。
天竺花瓣这一线索似乎能说明学院有罪，况且还有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她最后被看见活着是在学院，没有人看见她离开了学院的门厅。
无论如何，法官首先怀疑的是坎特，也就是那个装订商。八年前他曾涉嫌一场诽谤罪，是关于他姐夫的。一个出庭的目击者证实萨拉曾向他抱怨坎特对她不规矩，她准备离开坎特。但据我所知这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萨拉的学徒期已满。
值得注意的是，坎特在离开学院回家的路上，去过他叔叔的房子那儿。我们除了知道这房子在这条街上有一个坏名声之外，对他的叔叔和这座房子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虽然住在这条街上的二十多人被询问过，没有一个人看见萨拉路过这条街，也没有人看见他们三个人带著书去学院，但假定坎特事先让萨拉在他叔叔的房子那儿等他，在房子这儿或者这条街上其它声名狼
藉的地方给她一个突然袭击并杀了她，然后到晚上才艰难地把她的尸体带到公墓——这么做也许是故意把嫌疑转嫁到教会人员头上。
坎特被逮捕了，过了一段时间玛瑞·罗德玛也被捕了。坎特在监狱里想了一天，然后在他的口供里告诉法官：当他进入学院的门厅时，看见学院的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分别是弗瑞·杰坡和弗瑞·拉特。
现在可以确定与装订商一行三人带书进入门厅时，这里有六个人，其中一个是门卫，三个是教会的订书人，分别是拿卫、拉裴和杰森，另外两个年轻人是来这儿参观的，名字叫鲁德尔和维德尔。但这六个人都说没有看见杰坡和拉特，连玛瑞·罗德玛也否认了坎特的话。
玛瑞，还有鲁德尔和维德尔，都不是教会成员，所以他们对坎特供词的反驳是很可信的。坎特陷入了被动，他仍被关押着，极力替自己辩解，甚至不惜牺牲他人。
政府方面一直进行着调查，问了一个又一个目击者，最后他们逮捕了杰坡和拉特，释放了坎特。随后杰坡也被释放了。当10个月后审理此案时，唯一被指控有罪的只有弗瑞·拉特，他有一个教名是路易斯·波拿福。
在此，有两点要说明：第一点前文已提过，这女孩是在学院内消失的，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第二点要说的就是当时法国的政治一宗教关系，那时大家对宗教有强烈的反感，一旦怀疑到吐鲁斯这所宗教学院的头上，对教会人员进行公平审判机会是很小的。这样，坎特的不能被证实的口供却也能找到一个牺牲品，是从这拥有500名人员的学院里。
可是政府为什么单单选择调查拉特而不是文中提到的其他人呢？这是因为拉特与坎特有一些交往，并拜访过他。拉特在马房工作，并饲养一些兔子和鸽子，他曾答应给坎特一、两只兔子，作为回报坎特给他的好处。也许拉特可以以此为借口把萨拉叫进马房，假装让她给坎特带兔子，趁机杀了她，然后把尸体藏在存放干草的阁楼里，天黑后偷偷地把尸体扔进公墓。坎特断言当他进入门厅时，拉特就在那儿，并指责他的道德品质。当然这也没有什么证据。
经过孤独的监禁和艰苦的审讯，于1848年2月公开审判弗瑞·拉特。法庭郑重地参观了学院，查看了所谓的犯罪现场。对拉特不利的是发生了两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一是政府和教会有强烈的对抗情绪，二是教会人员没有积极想办法洗清罪行，而是一副殉难者的表情，他们无视法庭和官员的存在。越是如此，大家越觉得教会是在试图阻挠审判。
其实调查结果使审判团的人觉得狱犯拉特有点冤枉，因为拉特自己做案的困难太大了。想想看，他首先得半夜起来，从窗户爬进放马草的阁楼，再把萨拉的尸体运到公园，整个过程没人帮助他，附近的人一点也没发现，这是不太可能的。
令人遗憾的是，1848年的革命此时爆发了，第二次审判不得不推迟几周后才又开庭。由于教会人员在审判团第一次查看现场时消极抵抗的缘故，所以这次审判团就没有再去学院，从而也失去了对被告来说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这个判决拖得如此冗长，是因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争论教团的优缺点和教会人员是否可以运用诡辩术进行诡辩。
对被告的另一个打击就是教会人员让一个愚蠢而道德败坏的女人做伪证来替他们辩解。这个女人叫玛德琳·萨比，对宗教非常狂热，想替教会人员开脱。第一次审判时，她说她看见萨拉离开了学院，还跟她说了话，而且还说一个男人（似乎是坎特）一直跟在萨拉后面。当然，如果这是实话，学院的人就没有什么罪过了。另一个宗教狂热者证实了玛德琳的这一证明，不幸的是，教会相信了他们。
第一次审判后，玛德琳由于做伪证被拘禁，写下了她的全部证词。第二次审判时大家才知道她做了伪证，并进一步交待了她曾去看过萨拉的母亲，同时给了萨拉的母亲一些钱（数量不大，只有4法郎）。虽然没有证据说明这钱是学院出的，但这对被告来说是个灭顶之灾。
经过详细彻底的调查，又发现了一些奇怪而又同样的证据。这些证据把学院与谋杀者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单单指拉特。在这女孩的衣服下面，也就是身体上，发现有带血迹的小麦和一根羽毛，在她的衣服和鞋子上有干草和三叶草，法医证实与马房中的三叶草一模一样，一个植物学家也证实了这一点。另外在女孩的衣物上还发现了无花果种子，这与在学院发现的一件衬衣口袋里的无花果种子属同一品种，这说明这姑娘的衣服与这件衬衣接触过。一个植物学家——默·依特是一个非常细心和认真的人，做了二百次实验，最后断言，这些无花果种子出自一个无花果。衬衣是在学院发现的，是从562件同样的衬衣里查找出来的。一个检举人断言拉特穿过这件衬衣，拉特极力否认，理由也很充足。
那么，在这个对原告有利的案子中，除了坎特证实拉特那天上午在门厅之外，有什么证据把拉特和犯罪联系起来呢？
有的人解释说，只有拉特有这个犯罪机会（这么谈值得怀疑），而且他在那姑娘被杀后两天换了房子，这么做是为了从犯罪现场搬出来，使人感到他在别的房子里做案不方便，以证实他的清白。
教会人员被指控有犯罪经验、销毁证据和包庇罪犯，虽然这些指责没什么可靠的证据，可大家都相信如此。例如，他们说拉特换房是无罪的，是为了帮助弗瑞·路卡，这位老人单独住一间房，害怕萨拉的谋杀者将出现在他的眼前，也将他残忍地杀掉。
这个审判是按法国的法律程序进行的，它与讲英语的国家法律程序大不一样，但不会因此而被美国和英国嘲笑。
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有漏洞，有误判的时候。作家们在谈到自己国家的法律时又总是有优越感。比如美国人说，当法官恐吓犯人时，我们就剥夺他的权利并让他尴尬。拉特在法庭义正辞严地回答了所有目击者，并充满愤慨地反驳了别人对他的人格攻击。
这件案子的每一个观点的推理都非常繁琐，令人争论不休。但其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被告与原告都不能说出谁看到那女孩活着从学院走出来。
审判团认为这个案子已查了19个月，那么根据9个人投票表决（按法国当时的法律），判拉特“有罪，但可减刑”。这最后的判决显示出审判团认为谋杀是过失犯罪，不是预谋的。
拉特被判入狱，就是吐鲁斯的监狱。他继续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是清白的。
他的狱中生涯并不长，两年后他就死了。
他临死的那天上午，叫来了法官和一个重要的看守官，向他们庄严地声明他是完全无罪的，他真的不知道那女孩是怎么被杀的，是被谁杀的。就我所知，虽然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五十年后在美国才被公开，但当时接管此案的律师都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量的间接证据是非常奇怪而巧合的，从这点看把学院作为嫌疑地点调查是没错的，况且那女孩被证实死亡的时间和地点又跟学院密切相关，所以，起码她不会是在别的地方被谋杀的。
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错误的直接证据似乎比实在的间接证据更有迷惑性。假的直接证据导致了误判，也就是坎特提供的伪证——他说他看见拉特在门厅。
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这还是一个谜。事情过了许多年，我眼前总是浮现一个场面，一个女孩跪在松树下，一片红色的天竺花瓣挂在她的头发上，多么不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