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
──资治通鉴
一
曲雯在警官大学的同班同学何丽来重庆开会。
尽管她俩自打毕业以后少有联系，但毕竟同窗之谊非比寻常，非比寻常是因为她们既是形影不离的的好朋友，又是志同道合，兴趣相近的搭挡，配合默契，心心相知。因而中午休会时，她俩没有去吃会议包餐，环境过于嘈杂了，而是结伴到附近一家小火锅店，就着热滚滚的锅子，叙着热滚滚的旧情。
她们两个在性情上区别甚大，何丽的性格比曲雯显得外露一些，话也比曲雯说得多一些。何丽善长行动，曲雯善长静思。但性格上的差异，恰恰构成默契的最佳因素。如果她俩总能在一起，指不定会干出许多惊人之举。但毕业以后，两人没有被分到一起，曲雯留在市里，何丽分到双桥区。从所从事的专业角度来看，何丽很羡慕曲雯，因为在市里，接触疑难案件的机会要比自己多，而疑难案件可以使警官的专业才干迅速得到提高和完善。相比之下，分到双桥区的何丽就没有多少良机了。双桥区很小，又很偏僻，难得遇到什么疑难案件。
但有一处变化，她俩相比之下，相差无几。这就是两个人脸上的学生气──稚气十足，傲气十足──已经完全消失殆尽。几年中的风风雨雨不断的洗炼，冲刷，她俩都表现出几分成熟，几分干练，更多的是几分自信。
曲雯是市刑警队的专业骨干，何丽则为双桥区刑警队的一队之长。
她俩见面后的话题，不是一般女友见面的那种说长道短的家常话，而是专业味十足的理论探讨。一个又一个案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成功，各种各样的心得，各种各样的体验，越说越兴奋，越讲越收束不住，可惜时间有限，马上又要到下午开会时间了。
曲雯和何丽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曲雯建议下午会议结束时何丽就不要急着赶回双桥了，最好能到曲雯家抵足而论，过一把瘾再说，可是何丽没有答应。
“急着赶回去，怕是想老公了吧？”曲雯友善地调侃道。
“老夫老妻了，哪有这样见不得离不得的。”何丽怕曲雯会有什么误解，忙解释个中原因。
双桥昨天发生一起重大建筑施工事故。一幢正在施工的五层住宅楼突然大面积坍塌，死伤者不少。事故发生后，有人举报这项工程在发包时有行贿受贿的嫌疑，社会反响很大，区政府很重视，检察院也已开始展开调查，并要求警方予以协助，所以何丽非要赶回去不可。
“那好，既然如此，我就不留你了，公事为先吗。”
“是啊，来日方长吗，有机会咱俩聊个三天三夜。什么时候咱俩搭挡搞一个案子，那一定很痛快。你曲雯可是班上的高才生呀。”
“别开玩笑啦，咱俩是铁路警察，各管各的一段。再说了，谁不知道双桥人才济济，哪里用得着我去充能呢。”曲雯并没有把何丽的话当真，因为何丽的设想机会甚微。这一次，确实是曲雯估计错了，她也确实没有想到，何丽的一句自己没有当真的话，竟然真的实现了。
当天晚上，曲雯就赶到双桥，与何丽汇合。
原来，何丽回到双桥后，方知她向曲雯提起过的那件建筑施工事故，又突起风云。事故直接责任人刘道义死在家中。
警方通过调查，断定死者是被谋杀的。再与行贿受贿的举报相联系，那肯定不是一宗简单的谋杀案了。
基于案情背景复杂，双桥警方迅即电告市局，请求警力支援。
曲雯当然不愿放过与何丽作一次搭挡的绝好机会。
曲雯率领支援小组赶到双桥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她们顾不上休息，马上在何丽的引导下去熟悉现场，之后到何丽的办公室听取汇报。
何丽先从建筑事故谈起。
事故发生的时间是11月12日上午11点左右，地点是在区交通局在建的集资住宅楼工地上。一共六层的三个单元的楼房盖到第五层的时候，突然发生大面积的，几近整体的坍塌，造成在场施工的民工11人当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鉴于这是一起建筑施工的恶性事故，事故发生后的当天下午，诸多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立即进入施工地段，封闭了事故发生的现场，展开事故调查。初步调查结果，认定坍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施工单位使用低标号的水泥和劣质预制板，另外的原因待查。
承建单位是区第三建筑公司第五施工队，尽管牌子打着集体所有制，而实际上是个人承包性质。
承包人，也就是这个施工队的负责人名字叫刘道义。他是土生土长的双桥人。今年42岁。几年前一直在沿海打工，积攒了一笔钱，虽说识字不多但脑瓜子灵光。回乡后便通过某种渠道，承包了第五施工队。
这个队名义上是国家二级企业，但真正有没有与之相应的技术力量，就令人怀疑了。虽说在双桥地区承建了不少的工程，但从来没有承建过四层以上的建筑项目。所以，这次承建交通局的集资住宅楼，就因为其承建资格让人怀疑，开始时也曾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但最后许多有资格，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都空手而返，还是刘道义拿到了这个项目。所以自然有人曾怀疑刘道义是靠行贿才得以争得头彩。尽管外界对此有许多猜测和小道传说，但随着楼房一层层地拔地而起，安然无事，外界的舆论也渐渐地趋于平静，消声匿迹了。
事故一旦发生，必然平地起风波。各种猜测，指责死灰复燃般地象飘雪花一样铺天盖地而来。这回焦点集中在行贿受贿方面，而且甚至有传闻，受贿的主要怀疑对象是交通局的办公室主任贺秉文和交通局局长高宇明。这种怀疑的依据是，发包这一项目的具体承办人是贺秉文，最后拍板定论的则是大事小事都要管的高宇明。明明有实力的建筑单位摈弃不用，而偏偏用刘道义，没有个人的好处恐怕无法解释。特别是交通局内部职工反应最为强烈，幸幸苦苦，省吃俭用地积蓄下来的钱，倾刻之间灰飞烟灭，化为乌有，岂能不怨，又岂能不怒。怨怒之极，自然要举报，反映，一致要求有关方面追查事故的真正原因。
区检察院极为重视，立即根据举报展开全面的调查，而调查对象首当其冲地自然要从刘道义开始。这一点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想得到。而几乎所有的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调查展开伊始，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晚上，刘道义竟然在家中一命呜呼。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件事实本身无形之中印证了传闻中的许多内容。
外界舆论一片哗然。
的确蹊跷，曲雯听到这里，不由地暗暗思索。
刘道义的死亡，如果是自杀，那确实象一道难解的迷了。自杀的目的，无外乎是为了逃避，逃避生之所无法逃避的现实。从责任上分析，事故发生的其他原因尚未清楚，而仅仅因为水泥和预制板的原因而逃避责任，而且必须是活着无法承担的责任，是不是过于夸张了，要么刘道义心理不正常，要么另有原因。
外界的传闻，有一点是基于事实的，那就是凭刘道义承包的施工队的各种条件，技术，经济实力，能够拿到这个项目，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背景下，实属不易。如果没有非常的手段，简直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假如这一非常手段是合法的，令人信服的竞争方式，那么现在刘道义所要承担的责任，根本不足以逼使他抛下妻子儿女，放弃家产家业而走上轻生的绝路。假如这一非常手段是违法的，见不得人的方式，那么死亡的结果也不是使自己逃避责任，实际上是使自己以外的人逃避责任。进一步看，一定有真正的，最终的责任者。常识：刘道义一死，真正的责任者当然就无需负什么责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假设是有人这样想。只是因为刘道义不会再开口了。
越是平常的事，它的背后就越不平常。这也是常识。
双桥警方定性谋杀，一定有确凿的证据。仅就目前而论，即从常识推断，这一定性也确是有其合理性。
难道有的人，假设是真正的事故责任者，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顾了吗？
二
何丽开始刘道义死亡情况的介绍。
刘道义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六年级，一个上小学四年级。跟他们夫妻同住的还有刘道义的侄子，今年二十一岁，在刘道义的施工队里干杂活。
12日晚上7点钟，刘道义从外面打回电话称自己不回家吃饭，既没说在哪，也没说同谁在一起就把电话挂断了。到11点多钟刘道义浑身酒气地回到家里，除了紧皱着眉头一声不吭外，也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妻子，侄子都不敢多问，因为知道工地出事了，刘道义心情很糟糕。他显然没有喝醉，在客厅里大约坐了五，六分钟，喝了几口茶，便进卧室睡觉去了。
大致在凌晨1点多钟，刘道义摇醒身边睡着了的妻子，说心里很闷，睡不着觉，叫妻子替自己拿药吃。妻子顿觉惊诧，平时刘道义绝少失眠，更很少吃药，家里几乎什么药都没有，更别说安眠之类的药了。妻子为难之际，刘道义却说自己带回来一瓶，就放在西装的口袋里。妻子起身，叫醒睡在沙发上的侄子，告诉他刘道义搭在沙发背上的西装口袋里有一瓶药，取出来交给刘道义，自己则去倒服药用的开水。侄子取出药以后，也没看是什么药，径直走进卧室问刘道义要的是不是这瓶药，刘道义拿在手里看了一下，没说什么，便拧开了瓶盖，却发现木瓶塞子表面是用蜡封严的。刘道义又把瓶子交给侄子，叫他帮着打开。侄子便当着刘道义夫妻的面起出了塞子，一看是胶囊药，便问刘道义吃几粒，刘道义想了想，说吃四粒，侄子倒出四粒交到刘道义手里，妻子把水端过来，刘道义服下药，喝了几口水，便复又躺下，侄子往外走，妻子则帮他掖好被子。可是没等妻子躺上床，刘道义突然全身剧烈地痉挛起来，痛苦地叫了几声便咽了气。妻子吓呆了，侄子跑进来一看，连忙打电话把在施工队当库管员的刘道义妻子的哥哥叫了来。随后便报了案。
法医鉴定，死亡的原因是服用了砒霜中毒而亡。死亡时间与在场人的口述没有什么出入。死者的身上也没有发现扭打，施暴的痕迹。
技术鉴定，那瓶药剩下的胶囊中全部是磨细了的砒霜粉末儿，显然死者吃下去的也是这种胶囊。可以认定死者就是服用这瓶里的假药中毒身亡的。
现场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这瓶药从瓶子的外观到外标签全都跟普通的安定药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药店里卖的都是片剂，唯独这一瓶是胶囊。按照标签上的厂家地址与厂家联系过，肯定厂家从来没有生产过胶囊安定药。
那么死者的妻子，侄儿的嫌疑有多大呢？
从现场情况看，死者没有被强制服药迹象，再加上死者平时没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以及妻子，侄儿的犯罪动机不成立，可以肯定那瓶假安定药是刘道义从外面带回来的。因而死者亲属作案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如果是这样，死者会不会是自杀呢？
也可以排除。依据是，如果是自杀，自杀的方式是不是过于繁琐而无必要了？决心轻生却要侄儿当着自己的面起出蜡封的木塞子，要走绝路，却不是直接服下砒霜，而是换进胶囊中，当作安定药服下去，不合情理。另外，动机上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可能的情况是，当刘道义服下四粒胶囊时，他并不知道胶囊里面换成了砒霜，而确实是认定是一种帮助睡眠的药物。那么也就是说，死者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假药的，顺此而推，刘道义服药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杀。
如果是刘道义自己买的药，按照瓶子的样式和外标签看，瓶内应该是片剂，而非胶嚢。不是自己买的，那一定是别人送的，别人送的不会是无意而为，无意而为不会把片剂换成胶囊，换成胶囊的目的就是要灌进砒霜，一方面刘道义不容易察觉，一方面又可以置刘道义于死地。
双桥警方据此判定：刘道义死于谋杀。
为什么要谋杀刘道义？而且是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谋杀。警方在没有其他证据的前提下，自然要与刘道义施工事故联系在一起看，理所当然地形成一种假设。凶手致死刘道义，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要封住刘道义的口，封口的目的是使自己与死者之间的某种利害关系被封闭起来不被外人所知。于是事先准备好灌进砒霜的假安定药，12日晚上7点约刘道义会面，酒席间以某种理由把假药送给死者，理由很容易找。死者回到家后，因为心理压力很大，精神郁闷，失眠大致是必然的。于是就象凶手料想的那样，服下了假安定药，中毒身亡。
曲雯也赞同双桥警方的这一假设。
案发后，双桥警方迅速集中警力，几乎把本地大大小小的酒家，餐馆象梳子梳头发一样梳了一遍，力图掌握死者当晚在何处，与何人会面的线索。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侦查的范围。
何丽继续代表双桥警方分析。
首先，凶手使用剧毒药物，其目的就是要置刘道义于死地，那么，死者显然对凶手构成相当致命的威胁。死者对什么样的人有如此严重的威胁，这是警方首先要解决的。第二，凶手采用伪装安定药片的方式犯罪，目的一个是自己容易避免受到牵连，二是也容易造成死者死于自杀的假象。换句话说，凶手必然是与死者有一种挣脱不开的联系，这种联系一定是一种特定的，为大多数人所知的联系。把所有具备这种联系的人列进侦查范围是无庸置疑的。第三，死者平素绝少失眠，也很少吃药，再加上工地出事这个当口，能够让死者同意服用假安定药，而且要让他毫不怀疑，毫无戒备的情形之下同意，一般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万一刘道义没有中毒而亡，或服用得不够多，事情就有可能败露。又要他服用，又要保证他服用足够多的量，非要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的人才可能做到。特殊关系的人显然应列为侦查重点。
曲雯与支援小组的成员对此毫无异议。
何丽把侦查方向与分工布置好以后，便安排曲雯和支援小组到区委招待所休息。在曲雯的房间里，曲雯把心里的一丝疑虑告诉了何丽。
“把片剂换成胶嚢，是不是破绽过于明显了？”
“也许是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凶手如果是精于策划的话，刘道义的死只是第一步。”
“什么？你是说还有第二步？”
“这样明显的破绽，刘道义虽然死了，可是封口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呀？”曲雯若有所思地说。
何丽陷入沉思当中。曲雯拉着何丽坐下来。
“你看，刘道义的死，你们很容易就断定是谋杀。是谋杀必然要分析动机，追缉凶手，这一点凶手不可能想不到。”
“会不会刘道义一死，凶手就认为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也就没有了？”
“刘道义是不能提供证据了，但警方可以循着缉查凶手的路子拿到证据的。”
“有道理。”
“刘道义的死，虽然封住了一个人的口，但也使凶手露出尾巴出来了。要想真正地保全自己，就必须设法砍掉露出的尾巴，所以肯定会有第二步的动作的。”
“没错。”何丽站起身来，“我们必须加快动作，设法在他还没有砍掉自己露出的尾巴时，就揪住它，扯出他的全身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曲雯被何丽这种近似俏皮话的比喻逗乐了。
三
曲雯和何丽决定亲自正面接触一次贺秉文与高宇明。
第二天下午刚刚上班的时间，曲雯和何丽踏进了区交通局办公室主任贺秉文的房间。
贺秉文年纪大约三十来岁，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小眼睛，龇板牙，穿着一套不怎么合身，质地很差的深蓝色的西服，低廉俗气的领带歪歪斜斜地捆在脖子上。这样一个猥琐，丑陋的男人，曲雯着实没有想到。
男人不怕丑陋，就怕没有才气。办公室主任大概很有一些才气。才气还没显露，敌意倒是分外明显了。
贺秉文听到两位女警官的来意后，阴沉着脸一句话不吭，只是例行公事般地让座，沏茶，然后坐在办公桌后面静等来客先开口。
“大概你已经知道刘道义的事了吧？”何丽先开了口。
“你是指刘道义的事，还是刘道义的死？”贺秉文故意端起了架子，挑衅般地咬文嚼字。
“两者都想了解一些情况。”何丽紧追了一句。
“如果是关于刘道义承建工程的事，该讲的，我都在上午对检察院来的同志讲过了，现在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至于刘道义的死，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贺主任的意思是，对此一无所知？”曲雯插了进来。
“也不是一无所知，但是我所知的不过是一些传闻而已，对你们警方没有什么价值。”
“你怎么知道没有价值呢？”曲雯不依不饶地说。
贺秉文一征，神色大为困惑，心想这是什么意思？“何队长，这位同志大概不是我们双桥的吧？”
“这位是市里下来的同志。”
“那怪说不得呢。双桥只有巴掌大一点儿，稍有风吹草动，自然是路人皆知。我所听到的，你们也都会听到的，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价值。”贺秉文不想问什么就答什么，可是曲雯非要扭到底。
“那就请你说说你听到些什么？有没有价值，我们会衡量取舍的。”曲雯不自觉地也开始咬文嚼字了，何丽见曲雯与贺秉文粘上了，差一点笑出声来。
“很简单，”贺秉文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愿意搞得过僵。“刘道义工地出了事，死了人，怕负不起责任，吞毒自杀。如此而已。”
“那你是怎么看这件事呢？”何丽插了进来。
“也许如此。”
“刘道义的死对你们交通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影响就大了，快盖好的房子一下了垮了，肯定会有许多经济上的纠纷。这倒也不要紧，刘道义死了，工程队还在吗，三建也还在吗，总要解决的。”
“对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也参加集资了，除此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工程发包的时候，你是具体承办人，现在出事了，你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吗？”
“明人不做暗事，我问心无愧。发包的事当初是领导定的，我只是具体的办事人员，我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2日晚上7点到11点，请问贺主任你在哪里？”曲雯与何丽配合得相当默契，就在何丽扯边线的时候，曲雯冷不防地单刀直入。
“你这是什么意思？”贺秉文第一次慌了神，这种冷不防是有点儿不太好对付。
“难道你们怀疑我杀了刘道义？”
“你听出来我们怀疑你杀了刘道义了？”曲雯故意把“杀”字咬得很重。
贺秉文意识到自己失却了冷静，马上收束住，一言不发。
“也没有别的意思，顺便问一问，可以吗？”何丽出面缓和一下气氛。
“这没关系，定人罪名是要有证据的，法制方面的道道你们肯定比我了解得多。”贺秉文低下头回忆了一下，又回复到方才冷冰冰的口吻。“12日晚上7点钟我去看录像，11点多了才回家。”贺秉文似乎早有准备。“对了，看的是美国空军一号和断箭两部片子，还有一部香港的，记不清楚名字了。是在星海录像厅看的，你们可以去调查。”
“有谁能证明吗？”
“我单独去的。”
“没遇见过什么熟人吗？”
“没有。不过那天晚上卖票的是个老头，我买票时跟他打听过片子的内容，也许他记得我，要是记不得，我也没办法。”
曲雯，何丽心里都清楚，要是现在就问他片中的细节，他肯定能说出来，看来试探性的接触只能到此为止了。
贺秉文如释重负地送她们往外走，刚走到门口，曲雯又回过头来问：“贺主任，你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吗？”
“经常吃，我有神经衰弱的毛病。”贺秉文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
在局长办公室里，高宇明比贺秉文健谈多了。整个会面时间几乎都是高局长一个人在说，不停地说。
高宇明四十来岁，面相平淡，显得有点老，头发几乎要秃完了，讲起话来有点儿自顾自的味道，烟抽得很凶，可能肺上有什么不正常，面颊上的红晕色很重。他先是扯了一大通无边无际的话，根本不考虑曲雯与何丽有没有这么大的耐心。什么警察工作重要，什么治安情况有多差，甚至扯到交通局的工作上，诉着苦说事无巨细，都要他自己一一过问才行，还有什么干部不得力，累死领导之类的。直到扯累了，才回到刘道义事情上来。
“据我们所知，刘道义承建工程，是高局长定的？”何丽好不容易插进来一句，便不客气地直接切入主题。
“没错，是我定的。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集体研究的吗，我也是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交通局可没有家长制的现象。”
“工程发包时，有人举报有受贿行为，高局长怎么看？”
“这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事实依据的。当时是有许多技术力量比刘道义强的承建单位，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吗，只有那么些钱，又要居住面积大一点儿，设计合理一点儿，我们也很难办。我们最后选择刘道义，也是经过慎重权衡的，只不过刘道义现在出了事故，有人想当然地认为与行贿受贿有关，这不足为奇。假如不出什么事，不也是风平浪静的吗？”
“高局长的意思，如果不出事，行贿受贿的事也就没有了？”曲雯插进来。
高局长皱了一下眉头。看来他不习惯这样的交谈方式。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工程事故和行贿受贿是两码子事吗，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为什么非要扯到一起呢？有的人呀，唯恐天下不乱，总想弄出点什么事凑凑热闹。只要你们有行贿受贿方面的证据，不管涉及到哪个人，我们绝不会辜息，一定严肃处理。至于事故责任，那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吗。”
接下来，好象存心不让曲雯与何丽再开口一样，又是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说什么自己是如何如何幸苦，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应酬到半夜方能回家，搞得他精疲力竭。叙说当中，很巧妙地提到了12日晚上在哪儿与谁应酬，不经意间就堵住了曲雯与何丽的口。
怎么好象知道曲雯，何丽想要问什么似的？
这一点立刻引起了曲雯的警觉。
如果是无意识的，这种巧合太离奇了。如果是有意识的，那就很有些含义了。
如果把刘道义与凶手会面的地方当作犯罪现场的话，高宇明就有可靠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也就是说，刘道义12日晚上会面的人不是高宇明。
贺秉文没有不在现场的可靠证明，那就是说，他有与刘道义会面的时间。
经调查，星海录像厅从11日到13日确实是在放映贺秉文所讲的片子，但是卖票的老头记不起贺秉文是不是12日晚上去看过录像，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够证明。再从动机上看，刘道义如果靠行贿的手段拿到工程，在贺秉文这一关不留下一点意思是不可能的。那么一旦工地事故发生，刘道义就直接对贺秉文构成威胁，为了消除这一威胁，灭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另外，贺秉文约刘道义会面，刘道义肯定会去。刘道义此刻无疑把贺秉文当作了靠山，以求在事故的处理以及善后问题上面，贺秉文能够再次帮忙。那么在这种心理情势下，当贺秉文出于关心地送给他一瓶安定药，他不会想到里面竟然会是假药，也不会有任何戒备的可能，也是呀，感恩戴德都唯恐不及呢。
有利害关系，有作案时间，有特殊的关系，丝丝入扣，毫厘不差。
贺秉文是刘道义死亡的重大嫌疑人。
下一步该怎么办？
显然是需要证据，需要证实种种猜断的证据，为此，专门开会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定于第二天上午对重大嫌疑人贺秉文的办公室，住宅实施搜查行动，以求获得必要的证据。
曲雯散会以后，回到了招待所。
她心里总是有个悬念，上不去也下不来。如果贺秉文真的是凶手，那么这宗案子不难侦破。可是种种迹象又切合不到一起，总是有许许多多的缝隙，许许多多的难以解释的迷。
四
案情的变化如此迅捷，这是曲雯始料不及的。
何丽的电话把她的困意驱赶得无影无踪。
“曲雯，又出事了，贺秉文刚才在蔷薇夜总会里被人砍了。你准备一下，10分钟以后在前厅等我，我带着车子过来接你。”
怎么会这么巧，要查刘道义，刘道义就吞毒了，要查贺秉文，贺秉文就被人砍了。曲雯感觉到似乎冥冥夜空之中，有一双神秘而无形的手，不给人以喘息地运作着局势。
曲雯感觉到自己就象是追逐着无色无味的风一样，令人惊异的是，你追它就行，你止它就停，也许放弃追逐，它就会消失，也许继续追逐，它就会行无可行之处了……
曲雯，何丽赶到蔷薇夜总会的时候，贺秉文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估计是活不转了。
在场的警员大致介绍着事情发生经过。
当天晚上8点多钟，贺秉文单身一人走进蔷薇夜总会，说是要等人，让服务生领到一间无客的包箱落座。十多分钟以后，可能等人等得无聊，便招呼服务生请一位小姐进包箱陪他唱歌。领班安排了一位，两个人便在包箱里唱起歌来。约在8点40左右，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四条大汉，声称是找人算账，随即开始挨着包箱搜，搜到贺秉文的包箱时，四条大汉当中一人指责贺秉文欺负他的女朋友，立刻争执了起来，没吵几句，四条大汉掏出身上藏的砍刀围着贺秉文一阵乱砍，直到贺秉文无声地昏倒在血泊之中，才挟着陪唱小姐逃之夭夭。
夜总会的人一面报警，一面派人赶紧将贺秉文送医院抢救，经过大致如此。
这时医院传来消息，贺秉文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在了医院里。
到底是不是流氓寻衅闹事呢？
何丽立即回刑警队布置追缉凶手的工作。曲雯则留在夜总会里进一步查证。
先找领班询问被挟走的小姐的情况，得知是昨天新来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听说在市里当过坐台小姐，没有听说男朋友是谁，干什么的。
再询问接待贺秉文的服务生。
“被砍的那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你怎么知道他在包箱里等人呢？”
“他进了包箱坐下后，我问他点什么饮料，他说不忙，等一会人到齐了再点。”
“他进去后隔了多长时间要的小姐？”
“大概10多分钟，我听见他唱了几首歌，后来探出个头来，问有没有陪唱歌的小姐，我说有，并提醒他一个小时收费40元，他听了很不耐烦，说是等会儿人来了自然会有人买单，我转身告诉领班，就给他安排了那位小姐。”
“那四个闯进来的人有你认识的吗？”
“认识一个，好象是领头的，在双桥很有名气，他脸上靠近鼻梁的地方有条刀疤，外面的人都管他叫疤子。他是双桥一霸，没有人敢惹，我一看是他来了，就知道要出事。”
“他们进来以后说什么没有？”
“他们一进来样子很凶，夜总会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知道他，也没有人敢拦他，他一进门就恶狠狠地吼叫，好象是在问谁在欺负他的女朋友，然后一间一间地搜查包箱。”
“当时大堂里有没有客人？”
“有，大概坐了四张台子。”
“后来呢？”
“搜到这一间时，一看一男一女在唱歌，他们便闯了进去，被砍的人刚问了一声，疤子先冲上去同他撕扯起来，接着另外几个人亮出砍刀就围了上去。”
“他们进去时喊没喊那个小姐的名字？”
“那倒没有。可能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
“为什么？”
“四个人离开时，小姐不愿意跟他们走，是用刀子逼着走的。”
这就奇怪了？
假如四个流氓真是想找欺负自己女朋友的人闹事，那么一旦打开包箱的门，发现是一位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小姐在陪客人唱歌，合理的举动应该是继续寻找，不论青红皂白地冲进去乱砍一气，好象不大对头。
再者，如果真是自己的女朋友，恶霸疤子一瞪眼就足以带走小姐，何须用刀逼着走呢？
另外，一进夜总会，搜寻的顺序应该是先大堂后包箱，可是他们视大堂的几台客人而不顾，直奔包箱，搜寻的目标是不是过于明确了。既然如此明确，为什么会明知不是贺秉文，还要乱砍一气呢？
这里面有问题。
曲雯敏锐地嗅出些许故意而为的味道。
如果只是单纯的，无目的的流氓滋事可以排除的话，她原先的那种预感，即刘道义的死仅仅是第一步，就立即成为现实了。
又是处心积虑策划的一幕。
意图就是为了封口，行为近似疯狂，扑灭掉所有的证据，然后尽可以在查无实据的高枕上无忧无虑了。
但目前所有的推断没有可靠的证据来支撑，所以究竟如何，一时难下定论。
只有寄希望于何丽能尽快将四个流氓缉捕归案。
贺秉文虽然已命丧黄泉，但既定的搜查计划依旧执行。
第二天上午，在贺秉文的住宅里搜出几样证据。
第一、是发现一张以贺秉文的名义存入的存折，款额是三万元，其亲属说不清这笔钱的来历。
第二、发现两盘VCD片子，片名与内容恰恰是贺秉文提过的空军一号和断箭。
第三、发现贺秉文经常服用的安眠药的瓶子样式与标签，除了是片剂而非胶嚢外，与刘道义服用的一模一样。
如果依据这些物证，似乎不难推断出一种假定情形：贺秉文是杀害刘道义的凶手。
贺秉文在发包工程时，收了刘道义行贿的三万元钱。而工地一出事，贺秉文知道迟早要把自己牵涉进去，刘道义为了保全自己，肯定会捅出行贿的事，那么设法封住刘道义的口，就是贺秉文苦心积虑要策划的事情了。
怎么才能封住刘道义的口呢？威胁？利诱？显然都达不到目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刘道义死，人死了就不能再开口了。纵然有嫌疑，可还可以借查无实据而逃遁。
怎么让他死呢？逼他自杀不可能，直接杀人灭口也不安全，只能设法哄骗刘道义，一者可以造成自杀的假象，一者又可以使自己安全过关。
贺秉文想到安定药，这并不难，而且能给人一种真实感。刘道义拿到装有砒霜的假药，肯定是回到家以后，睡觉之前才会打开服用，不需要自己置身于刘道义的死亡现场，容易摆脱嫌疑。但药片无法调换成砒霜，因此只好换成胶嚢，然后约刘道义会面，酒席中故意向刘道义施加压力，人为地逼迫他失眠，随即装作关心地掏出药瓶送给刘道义，最后告别回家，等待听到刘道义的死讯。另外，为了避免事后的追查，事先物色好星海录像厅，租来相同内容的VCD片子，准备好不在现场的证据。
如果这一假设性的推断成立，案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没有不结案的理由了。
可是曲雯，何丽都不信服这一推断。
因为有几个疑点。
第一、从贺秉文的角度看，他多半是知道刘道义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吃药，也就是说，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刘道义回到家以后会服下那瓶假药。那么贺秉文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要知道杀死一个人与受贿三万元钱是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
第二、片剂换成胶嚢，等于是肯定了凶杀。这一点贺秉文不会想不到的，哪怕制造出再多的不在现场的证据，只要是假的，迟早会被戳穿。而这样做与直接杀人相比，只是多捱了些时日而已，并没有真正解除贺秉文的忧患。
第三、就是贺秉文的死，更是疑点众多。
但是，即使推翻贺秉文是杀死刘道义的凶手的推断，又能如何呢？
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那伙流氓。
五
四个流氓砍死贺秉文，存在着另一种可能：被人利用甚至受雇杀人。
曲雯，何丽按照在警官大学的老习惯，找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坐下来，对这宗案子的前前后后做一次整体的分析。
从现在贺秉文的死朝前看，刘道义的死缘由灭口的动机，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假如刘道义一死，灭口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那么贺秉文就不会死，换句话说，不会死于谋杀。而贺秉文如果真是死于谋杀，那肯定也是灭口，只不过除了封住受贿的事以外，又加上封住杀死刘道义的事。这样看来，刘道义的死是第一步，贺秉文的死是第二步。就因为刘道义的这第一步没有真正达到目的，才会有贺秉文的死这第二步的发生，照此推之，直至灭口的目的达到。
是不是过于险恶，过于周详了？
再看贺秉文是刘道义死亡的直接肇事者的假设。如果真如此，贺秉文的动机就是保护自己，而仅仅是保护自己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谋划的策源地终止在贺秉文的身上。但已掌握的各方面情况与此出入颇大。保护自己，具体言之，就是使受贿一事不被抖落出来，可实际上贺秉文可运用的权限根本做不到单独发包工程，他不过是发包工程的具体承办人，没有拍板定论的权利。事实证明，交通局里大大小小的事，没有局长高宇明点头，谁说了也不算。很难想象刘道义仅仅买通了贺秉文就可以拿到工程，也很难想象贺秉文能够摆布高宇明。如果照着这一思路往下推，就很有意思了，那就是整个策划的发源地不在贺秉文，而是另有其人，也正是这位另外的人策划了第一步，毒死刘道义，看看警方的进展，然后施行第二步，故意露出杀死刘道义的凶手的破绽，引导警方追查到贺秉文的身上，再砍死贺秉文，那么一切的一切就都到此为止了，那另外的人自然也就达到彻底封口的目的了。
刘道义为工程而行贿，贺秉文为封口而杀人，然后再借流氓之手除掉贺秉文，能够提供证据的人都死了，而又不会牵涉出那个人，如意算盘拨得够精的。
推到这一步，曲雯与何丽相视一笑，头绪总算是理清了。
交通局局长高宇明有重大犯罪嫌疑，他很可能就是整个案件的策划者。但是不是每一步的施行者呢？
曲雯，何丽决定换一种思路。
贺秉文在蔷薇夜总会声称等人，这是可信的，否则他没有必要寻找什么借口，尽可以一个人风流一宵的。等人的话，要么是贺秉文约的，要么是贺秉文被约，而且显然是他等的人做东买单。那么那位贺等的人呢？既然做东而又迟于客人进夜总会，这本身极为反常，而更反常的甚至这个人至今没有露过面，深藏不露，讳莫如深，肯定是有其缘由的，什么缘由？尽管目前无从推起，但最起码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与贺秉文有过夜总会的约会，为什么呢？这就值得怀疑了。
另外，四个流氓显然是有所针对地搜寻，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得知有人在哪里，在什么时间欺负其女友呢？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那么是谁呢？居心何在？再者，陪贺秉文唱歌的小姐并不与四个流氓相识，再不讲理也不至于冲上去就乱砍一气，非要置贺秉文于死地不可呀？要么是有人利用了流氓不可一世的低劣的冲动，故意激怒他们，要么就是雇用他们杀人，这样才可能不分表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进去乱砍一气。
这个通知或雇用的人，会不会就是贺秉文所要等的人呢？
可能。
还有，从同贺秉文接触的印象分析，他不是那种智商不高，稀里糊涂，办事没谱的人。他是内向，沉稳，条理性很强的人，这就与假设的他的行为格格不入，矛盾重重了。假如真是他为刘道义死亡的施行者，或者他是知情者，他有足够的理由和足够的时间销毁那两盘VCD片子，转移来路不明的三万元存折，绝不会若无其事，堂而皇之地摆在家里坐等警方搜走，作为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特别是，送给刘道义的安定药应该避免使用与自己经常服用的同一种品牌，这是预谋犯罪最基本的常识，甚至当曲雯问及到他有无服用安定的习惯时，他竟然一点事先的防范都没有，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在双桥这个小地方，刘道义死于何种药物根本不可能成为秘密，贺秉文应该最清楚这一点。
到这一步时，曲雯与何丽都有些惊异，如果再推下去，贺秉文甚至可能连刘道义死亡详情都不知晓，更不用说施行毒杀了。而高宇明又有不在刘道义接毒现场的证据，这就是说，是另外一个人充当了施行者的角色，贺秉文从头到尾都可能就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一个在警方断定刘道义是死于谋杀的时候，趁机抛给警方的一只可怜的替罪羊。
真够居心叵测，丧心病狂的！
如果真是这样，很可能约刘道义会面而供毒，约贺秉文会面而设套是同一个人。曲雯不容易激动的性格，这时也动起怒来，她与何丽约定，无论如何，要把真相大白于天下。
第二天警方迅速动员，铺开漫天罗网，全面出击。很快好消息接踵而来，这使曲雯很欣赏何丽的组织才干和佩服双桥警方的办案效率。被挟持的小姐找到了，证实她的确与那四个流氓素不相识，并在她提供的线索指引下，那四个流氓也相继落网。据疤子交待，案发当晚，有一当地口音的男子打传呼，说有人在蔷薇夜总会的包箱里欺负他的女友，并扬言要灭掉疤子而取而代之，并特意交待了那人龇板牙的特征。正巧疤子的女友前两天到重庆未归，疤子接到传呼后，认定是女友回到双桥后就被龇板牙的人挟持了，于是叫上了几个兄弟伙，直冲而去。
这一切都证明曲雯与何丽的推断方向是正确的。下一步就是查找那个两次犯罪的施行人。
必须要快，要抢在案犯施行第三步之前，就揪住他的尾巴，从洞穴中拖了来曝晒阳光。
六
曲雯率支援小组准备返回重庆，因为真正的策划者高宇明已经逮捕归案了。
真正的内幕与曲雯，何丽的推理相差无几，只不过犯罪的实施人区朝辉是在推理的基础上逐步确认的。但找到其人时，高宇明已抢在警方的前面亲自实施了第三步，利用车祸的假象杀死了区朝辉，但也正因为区朝辉，才最后揭开了高宇明的面纱。
刘道义行贿有两个对象，一个是贺秉文，一个是高宇明，而给高宇明的钱是通过区朝辉转交的。
区朝辉是双桥晨辉建材公司的经理，一直与高宇明私交甚笃。交通局工程发包之际，高宇明委托区朝辉物色承包商，一者是利于隐蔽，二者可以吃双份。区朝辉出面，揽得工程就得从自己公司进建材是必不可少的交换条件。这样一来，高宇明就可以一口吃进刘道义的五万元回扣，另一口吃进区朝辉的进贡。
没成想刘道义进了区朝辉的低标号水泥和预制板，用于施工出了事，高宇明就有被牵涉进去的危险，为了消除这一危险，原先是策划让贺秉文直接去送毒，没想到贺秉文突然提出要退出自己吃进的三万元回扣，这就使得高宇明又多了一个威胁者。
为此，就象曲雯，何丽推断的那样，先策划让区朝辉毒杀刘道义，故意留下几处破绽，把警方的注意力引向贺秉文，尔后再利用流氓砍死贺秉文。
但高宇明仍是不放心，最后，就在警方还没有追查到区朝辉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杀死了区朝辉。
这一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在曲雯，何丽已经有成熟的，接近事实真相的推断之际，区朝辉的死，恰恰与高宇明料想得相反，不仅没有增加难度，反而提供了一条捷径。
更让高宇明所料不及的是，区朝辉本人也对高宇明的不择手段心有余悸。他明白，最终迟早要轮到区朝辉从世界上消失。因此，他早就有所防备地把高宇明策划内容录了音，写好了供词，存放在银行保管箱里，并把密码，钥匙交给妻子，嘱托自己万一有什么不测，立即把存放的东西交给警方。
但区朝辉也没想到高宇明真的会动手，而且动得这么早，这么快。
何丽送曲雯上车时，不无遗憾地说：“曲雯，是不是我们脑子迟钝了，怎么总是走在高宇明的后面呢？如此被动，真够窝火的。”
曲雯笑了起来，“不，我们脑子挺好使的，只是高宇明走得过快了。欲速则不达，恐怕这时他才明白。”
欲盖弥彰，竟有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