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到伦敦警察厅去打听一下悬案侦缉处，人家就会老实告诉你，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因为它如今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不过，尽管该处现在不再有办公的场所，她的精神却仍然滞留在我们大家都特别引以自豪的那些索引卷宗之上，这一点你倒尽可放心。
这一部门成立于爱德华七世的兴盛时期。凡是其他部门所弃置不理的案件，都由这一部门接受过来。例如，一个人本来罪证确凿，但却被宣判无罪，他们就把有关这个人的一切证据、线索记录归档。他们的文件架上堆满了本来可以送交罪证陈列馆去的证物——但现在仍然留在这儿。他们收存的照片，都是年轻的侦缉队员永远感到头痛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早该想个办法把这些东西送交罪犯照片陈列室去保存了。
此外，有些群众本来是为了协助警察部门办案，提供的却是一些无价值的情报和荒唐的推论，这些人也被打发到这个部门来。进入该部门的手续很简单，只要由负责处理某一案件的高级官员写一份证件，说明所提供的情报毫无根据就行了。
根据情理与常识推断，这一部门的档案，收藏的都是不正确的情报。他们主要以猜测推度开展工作。有一回，他们把一个人的姓名偶然进行了同音异字的推测，居然捕获、绞死了一个杀人犯。
该部门的职责，就是把毫无逻辑关系的人和事进行结合。总之，他们赞成反科学侦探法。他们总是依靠机缘、侥幸办案，用来抵制犯人赖以逃避逮捕的侥幸手段。他们常常把一个案件和另一案件混淆起来，推理虽然错误，倒也会凑巧得出正确的结论。
乔治·蒙西和橡皮喇叭案件就是一个例证。
而且请注意，这只橡皮喇叭和乔治·蒙西没有逻辑关系，和他杀害的女人没有关系，和他杀人的环境背景也没有关系。
乔治·蒙西在满二十六岁之前和他寡妇母亲一直在奇彻斯特居住。家庭开支全靠他们的药店维持。药店（英国药店一般兼卖化妆用品和一些杂货）由蒙西太太负责，经营非常得法。店里还有一个经理和两个店员，乔治就是店员之一，他最近刚参加工作。至于他的少年时期，我们只知道他获得过一份日校奖学金，为期三年，在第一年年底，从表面上看虽则不是由于品德不佳，可是他的奖学金却被撤消了。他几次想取得药剂师执照，都未成功，结果只得在店里负责售卖香皂、热水袋和照相材料。
他这份工作周薪两英镑。每礼拜六他把全部收入上交母亲，然后老人家再将其中十五先令还给他作为零用。老人家对其余部分虽无任何用场，但还是把钱留下。她这样只是为了培养他的自尊心罢了。至于老人家还为他添置衣服，负责他的其他一切开支，他并没有注意到。
乔治没有朋友，也没有一般青年人所具有的爱好。他的全部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和他母亲一起度过的，他很孝顺。他母亲是一个和蔼而又非常专断的女人。她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儿子的孝心中有几分幼稚——他事事听他母亲的主意，宁可牺牲自己的自由。
母亲死后，他再没有继续店里的工作。他在奇彻斯特鬼混了大约八个月。然后将全部买卖顶出，等遗嘱生效后，他获得了八百英镑的一笔款子，还有两千英镑三个月后也可以到手。他对这笔遗产显然并不清楚，结果，他对这些钱并未提出申请，同时律师也不知他的去向，所以直到他的姓名见报时，这两千英镑仍然在他的名下分文未动。
他是一个正常但是脑子有些迟钝的青年。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在卧室的墙上贴满了当代女演员的照片以及从黄色周刊上剪下的无名美女像。说起来，他还有点天真，他竟然把这些照片作为临别纪念，送给了他家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厨工了。
他将八百英镑分别用钞票和金币取出来，告别了家乡，到伦敦去了。他偶然在皮姆里考找到一个经济而有相当体面的住所。然后，他冒冒失失，土里土气地开始出门见世面去了。
当年正是《风流寡妇》轰动全伦敦的时候。大概由于某人偶然的介绍，他晃晃悠悠走到达里戏院，买了一个花楼座看戏去了。
当时正是伦敦社交季节的开始。我们可以想到，假如在他身旁不是碰巧也有一位身穿常服的女人，那末他穿着他那套成衣便装坐在花楼座里一定会觉得格外难堪的。
这个女人叫黑尔达·卡赖宓小姐，四十三岁。她即使算不上太丑，确实也没有半点迷人之处。尽管人长得很利落，老式穿着相当讲究，也全无济于事。
最后，乔治·蒙西这段稀奇的求婚经过全部进入了悬案侦缉处。
这是两位有点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们的接触有些离奇古怪。两人在散戏后一同挤到走廊沙锅内，才开始说起话来。他们说话的声音，似乎从一片羞涩胆怯、庸俗虚伪的迷雾中传了出来。结果还是由她抢先开口。
“如果你不介意，我没有经过介绍就主动和你说话，咱们两个，我和你，好象怪不好意思的，不管怎么说。”
他的回答听起来有些异乎寻常。
“是的，当然啦。”他说。“你以后还到这儿来吗？”
“是的，当然啦。有时我一礼拜来两趟。”
接着在两周之内，他们两个去看了三次《风流寡妇》，不过其中头两次他们没有碰见。第三次是一个礼拜六晚上，卡赖宓小姐邀请乔治·蒙西第二天早晨陪她到巴特寺公园去散步。
现在他们那股羞怯劲不见了。两人突然跨入友谊之门。乔治·蒙西接受了她的午餐邀请。然后她带着乔治走进一栋拥有八个房间的大房子——是她自己的——布置得很舒适，其中还住着由她抚养的一位姑母。因为除了房子之外，卡赖宓小姐还有一笔稳妥可靠的投资，每年有六百英镑的进款。
不过这些因素在乔治·蒙西看来，几乎全然无足轻重——因为他的八百英镑到现在花去了还不到五十。所以在这个阶段，他确实没有打算和卡赖宓小姐结婚的念头。
他们两个都没有职业，所以随时都能见面。卡赖宓小姐就为乔治承担了导游伦敦的任务。她父亲原来是个乐乐呵呵、醉醉醺醺、偷工减料的营造商，生活放荡无羁。而她和她父亲全然相反，思想极端呆板严肃。她带着乔治游览了伦敦塔，大英博物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她一边走一边大声朗读一本旅游指南。他们既不去戏院，也不上音乐厅，因为卡赖宓小姐觉得这都是一种轻浮无知的表现——只有〈风流寡妇〉例外。她认为这是歌剧，因而是有教养的。可是乔治·蒙西样样都很喜欢，这也真怪。
这位矮小自满的老处女，在年龄上比他大十六岁左右，无疑触动了他同情的心弦。不过对于他在卧室墙上乱贴知名的美女照片这一点，她全然不能迎合迁就。
从此她再也没有去看〈风流寡妇〉。不过蒙西自己却偷偷溜到达里戏院去过一两次。〈风流寡妇〉实际上为他提供了一种梦境生活。我们可以断定，他在想象中把自己当成了约瑟夫·寇恩先生；而寇恩先生每晚扮演普林斯·丹尼娄，他在戏中对待美丽的莎妮娅那种睥睨无礼的态度，反而促使莎妮娅在最后的一幕中更加坚定地倒向他的怀抱。这种幻想对于一个来自乡下，刚刚失去羞怯之心而有缺乏智力的青年来说，的确危险万分。
一天晚上，在他陪伴卡赖宓小姐回家之后，对面走来一个使女，一见之下使他大吃一惊，他那股羞怯劲的确半点也没有了。这个使女原来是出来送信的，离卡赖宓小姐家大约五十几码。即使说她长得不象或根本不象扮演莎妮娅的李莉·爱尔丝小姐，起码从她当时戴着的白帽子和系着的飘带上看去，的确显得非常可爱，而且满面笑容，又亲切又自然。
自然了，她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爱瑟尔·妃布拉斯。她和乔治·蒙西一起呆了五六分钟，然后又是这样一次离奇而简短的对白。
“真怪，象你这样的姑娘会给人家当使女！你哪天晚上休息？”
“明天六点。你问这个干吗？”
“我到这个路口来等你。我保证来。”
“得两个人保证才行。我叫爱瑟尔·妃布拉斯，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姓名的话。你叫什么？”
“丹尼娄。”
“呀，你怎么叫这样一个名字！丹尼娄什么？”
乔治预先没有料到要编造一个假名字，所以现在很为难。他又不好说姓“史密斯”或“鲁滨逊”，于是就说：“普林斯。”
你会看到，乔治不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第二天晚上当妃布拉斯见到他的时候，除了看《风流寡妇》之外，他想不到有任何可去之处。他甚至那样愚蠢，还递给她一张戏单，不过她没有看那些角色的名字。一开幕，她就完全给李莉·爱尔丝迷住了，她象当时的每个漂亮姑娘一样，认为自己和那位女主角长得很像，因此她根本没注意约瑟夫·寇恩先生和他那个角色的姓名。假如她当时发现那种颠倒姓名的愚蠢行为的话，可能就会对他有所怀疑。这样一来，乔治·蒙西也许会长命百岁，寿终天年了。
但是她并没有发现。
总之，爱瑟尔·妃布拉斯取代了乔治梦幻中幻想的美人，他感到格外满意。生活开始甜蜜起来。白天他和卡赖宓小姐大享友谊之乐，但是这种乐趣丝毫没有影响他对那个漂亮女仆的痴情恋意。
九月初是爱瑟尔应该休息的时间。她和乔治在沙森特整整玩了两个礼拜。乔治每天都给卡赖宓小姐写信，说他母亲有一位药店同业朋友在休假，现在请他替班工作。他还居然找到当地一家药店替他传信。信上的姓名写的都是“乔治·蒙西”，而在旅馆里，他们两个却登记的是“D·普林斯先生和太太”。
戏剧中的普林斯·丹尼娄是一位有名的挥金如土、浪荡逍遥的人物——而现实生活中的丹尼娄·普林斯也不甘落后，他紧步戏中人物后尘。因此毫无疑问，爱瑟尔·妃布拉斯在大享空前之福。他们住的是一整套房间。（“呀！一个浴室完全归咱们两个用，随便什么时候洗澡都行！”）
他还为她包了一辆汽车，还带着司机——当时是十五英镑一天。还为她准备了香槟酒，在他劝引之下，能喝就随时让她喝上几杯。此外还为她买了一些十分贵重的礼品。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礼拜一过，她竟然回来上工了，这真有点奇怪。不过她的确回来上工了。爱瑟尔毫无惟利是图的表现。
回到伦敦以后，乔治见到卡赖宓小姐高兴极了。他们又没完没了地散起步来。他差不多每天都到她家吃午饭或晚饭。一次宝贵的活动——这次到沙森特短短的旅行花去他八百英镑的一大部分。
每天得早早起来抓空才能和爱瑟尔去胡混上几分钟，这真有点讨厌。由沙森特回来以后，抓空胡混这几分钟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除此之外，爱瑟尔还有半天休息和礼拜天的假日呢，为了应付礼拜天，势必要费些脑筋，对卡赖宓小姐大扯其谎。
十月中旬，他又开始偷偷去看《风流寡妇》了。这是个不祥之兆。因为这说明他又开始从现实回到了梦境。在这个当儿，现实已经失去了愉快的兴致了，代替的是哭哭啼啼，斗气吵嘴。
十一月初，爱瑟尔向他提出极为充分的理由，要求择日结婚。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不明不白地未加肯定。他打算不管她死活，一甩了之。说来也奇怪，最后她扬言要找卡赖宓小姐进行当面揭发，这样才算扭转了局面，使乔治拿定主意要化险为夷，和她结婚了事。
一个有雾的上午，他用丹尼娄·普林斯这个名字在亨利埃特大街婚姻登记处和她结了婚。妃布拉斯夫妇从班伯利赶来参加了婚礼。他们对这次婚礼的排场虽然不太满意，不过从社会观点看，这场婚姻总算提高了爱瑟尔的身价。
“你们到哪儿去度蜜月？”妃布拉斯太太问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打算度蜜月的话。”
“沙森特，”没有头脑的乔治说。果然他第二次又带她到沙森特去了。这一次用不着住整套房间了，于是他们住进一个家庭小旅馆。住在这里的行商们由于看到这位新娘相当可怜，对她很客气，因而乔治吃起醋来。本来天气很坏，乔治硬要带她去散步，结果他自己却得了重感冒。在爱瑟尔的脑子里，这个小镇本来和香槟酒与沐浴盐结下过不解之缘，而现在桉树油与热杂拌威士忌却占了主要地位。但是他们只得坚持把两个礼拜住完，因为乔治早已告诉过卡赖宓小姐，说他又在沙森特为他母亲那位药店同行替班工作。
根据悬案侦缉处的档案资料，他们是在十一月三十号乘三点一刻的车离开沙森特的。乔治买的是头等票。而三点一刻的车是一次普通直达快车，不过当时去伦敦的乘客几乎不到二十个人。在一节头等车厢中只坐着一个男人，还带了一个裹着红头巾的婴儿。爱瑟尔打算上这节车厢，可能是希望那个男人会请她照料那个孩子。结果乔治不肯，他认为非到万不得已时，绝不和孩子打交道。于是他们就到另一节车厢去了。
然而爱瑟尔似乎带着某种喜悦的心情，在期待着即将来临的一件大事。哀叹在沙森特时，看到有些专为接待夏季旅客开设的商店在冬季也营业。在离开沙森特之前，她到一家商店去了一趟，买了一大包东西。她有一种可怜的想法，认为乔治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高兴的，于是她把包袱打了开来。
包袱里有一个小孩玩的水桶，一把小得不象样的木掀，一只和木锨大小相配的帆船，一块沙森特岩石和一只橡皮喇叭。喇叭柄上裹着红蓝羊毛。这是一只小孩喇叭，橡皮做的，伤不着小孩的牙床。喇叭嘴上包着橡皮，里面装着一个发声的金属小笛。
爱瑟尔把喇叭放到嘴里吹了起来。
在幻想中，也许她听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吹喇叭。也许，在度过了一个孤苦悲惨的蜜月之后，拼命想抓机会开开心，同时希望他能作陪，甚至也许能一起尽情欢闹一番。至于实际情况，还得以乔治的说法为准。
“我说了‘别这么吵人啦，爱瑟尔——我想看报呢’这一类的话。然后她说‘我想搞点音乐开开心’。她还是接着吹喇叭。于是我把它夺过来，从窗口里扔出去了。我没有伤害她，她好象也不大在乎。为了这件事我们再没有争吵过。我接着看我的报，一直看到伦敦。”
他们在芬车池大街取回行李，就离开了车站。爱瑟尔可能把那包玩具扔了，因为以后再没有听到提起过。
临打扫车厢时，在头等车厢的座位下，发现一具裹着红头巾的婴儿尸体。以后经过证实，孩子不是直接被杀害的，而多少象自己抽风死的。
不过在这件事没有公布之前，伦敦警察厅象捉拿凶手一样，在追寻那个带孩子上车的男人。然后侦缉队员们搜查了沙森特的商店，发现他们只卖出过一只喇叭——买主是个女人，老板不认识。线索到此就中断了。
结果这只橡皮喇叭进了悬案侦缉处。
在他们从沙森特正式度蜜月回来时，八百英镑还剩下一百五十几镑。乔治带她到拉德布鲁克·格鲁夫租了几间带家具的房间住了下来。几天之后，他们又搬到同区一家经济公寓去了。为此还添置了三十英镑的家具。
她好象没有向他问起过任何使他尴尬为难的有关钱财的问题，每天早饭后，他离公寓，假装去上班。其实他是到伦敦西区吓逛，等着和卡赖宓小姐见面。他尤其喜欢在礼拜天到巴特寺那一家去吃午饭。当然啦，现在他只是把老办法前后调了一个头，这一次该向爱瑟尔编造那些难以编造的谎言了。
“近来你好象大变样了，乔治，”卡赖宓小姐在一个礼拜天午饭后说，“我想你在和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同居吧。”
乔治虽然不太懂芭蕾舞女演员是什么人，不过这个名字听起来令人作呕。由于实在不愿意再编造新谎言了，于是说道：
“她不是芭蕾舞女演员，她过去一直当佣人。”
“我真的只想弄清楚一件事，”卡赖宓小姐说，“那就是：你是不是喜欢她？”
“不，我不喜欢她。”乔治很坦白地说。
“你在一辈子当中遇上这种事，真可惜——你是专搞科学的。为了你自己，乔治，为什么不把她甩掉呢？”
是啊，为什么不呢？乔治在纳闷，这一点为什么早没想到呢。只要他一搬家，不再叫这个可笑的名字，事情也就差不多算了啦。他立即回去收拾行李。
当他回到公寓时，爱瑟尔对他的接待格外热情。
“你对我说你要到‘主日兄弟会’去，你是说了！其实你就根本有没有着他们的边，因为你是到巴特寺公园找那位卡赖宓小姐去了。因为我在跟着你，看到了你。然后你又回到她家，劳瑞尔路门牌十五号，这件事我以前不知道。你竟然看中了一个干瘪瘪的老处女，真叫我莫名其妙。现在该叫她知道知道她是在吊别人家男人的膀子。出不去今天，我就去找她。”
她急急忙忙戴帽子、穿外衣，而乔治冲过去拦阻她，不料一只脚卡在一个台式煤气炉上。由于他们已经安装了煤气灶，这件东西就没有用了——爱瑟尔早在几个礼拜前就应该拿开的，可是现在就把它当作熨斗架来用了。
乔治随手把小煤气炉拿起来。心里想，如果她真去找卡赖宓小姐吵架，他自己就不能再去那儿了。于是他立刻把她推到床上，然后拿起小煤炉就往下砸——一连砸了好几下。
他把所有的毛巾，以及刚才找到的一切能吸收水分的东西，统统塞到床下面去了。然后自己洗了洗，收拾好一个手提箱，就离开了公寓。
他把箱子提到从前的老住处，说他又搬了回来。然后及时赶到巴特寺那一家餐馆吃晚饭去了。
“我已经照你的话办了，”他对卡赖宓小姐说，“帐跟她算清了，以后再也不会来信了。”
礼拜日晚上，公寓下一层的住客报了案。礼拜一的晨报纷纷登出了这件凶杀案的消息。通缉丹尼娄·普林斯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礼拜二，死者的父母被采访过后，死者的身世就出现在礼拜三的晨报上。
“一九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女儿与普林斯在亨利埃塔大街婚姻登记处结婚。他立即带着我女儿到沙森特度蜜月。他们在该地停留了两周。”
在劳瑞尔路的尽头，有一小堆人围在死者最近还在那儿当过佣人的那家房子前面看热闹，离十五号门牌才五十码！不过，即使卡赖宓小姐注意到这群人，也没有人听到她对这件事向谁发表过意见。
过了几天，伦敦警察厅才知道，丹尼娄·普林斯这个人是找不到的。其实，这件事果不出所料，完全和乔治想得一样简单。他一搬家——他这倒霉的婚姻就算结束了。即使又加上这次凶杀案，也没有使问题复杂化。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你瞧，乔治·蒙西和丹尼娄·普林斯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所以乔治被捕的机会很小，只有当他碰巧遇到一个知道他叫普林斯的人才有可能。一个是旅馆老板，一个是沙森特男服务员和一个女服务员，一个是拉德布鲁克·格鲁夫的房地产经纪人。当然啦，还有爱瑟尔的父母。不过这些人当中，只有那位房地产经纪人住在伦敦。
有一位律师，也是一个统计员。他常常计算各种平均数来消闲解闷。他的结论是：乔治·蒙西被捕的机会，等于一连二十三次赢得“加尔各答跑马大赛”头奖的机会。
不过这位律师对于悬案侦缉处利用不合逻辑的猜测办案方式会歪打正着的机会，没有计算在内。
当通缉丹尼娄·普林斯的呼声正喧嚣一时的时候，乔治·蒙西却在埋头找工作，结果只用了两个礼拜，就在瓦汉姆的一家药店找到一份工作。他负责售卖香皂、热水袋和照相材料等一类货物——周薪两英镑，另外还有一点提成来鼓励他的工作热情。
复活节时，他和卡赖宓小姐到教堂结了婚。这位小姐为此动员了她先父的一切友好相识，当他们看到她穿着白缎子礼服，披着白色面纱举行婚礼时，不禁哑然失笑。现在乔治刚参加工作不久，不便向老板请假，于是这对新婚夫妇的蜜月因而从免。至于那位姑母老太太，在侄女每年一百英镑的资助下，进了贫民院。结果乔治再度住进了一栋宽敞舒适、井井有条的大房子。
在他们短短的新婚生活中，这对极不般配的夫妻，似乎过得非常美满。已故的卡赖宓先生的亲朋旧友，一听见乔治心不在焉地叫他妻子为“卡赖宓小姐”时，就会露出讥笑的样子。这些人实在不通人情，那就不再同他们来往，把他们忘记吧。
他的两镑周薪，和妻子不劳而获的收入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不过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婚后幸福的基础。每礼拜六他把全部工资交给他妻子，他妻子留下二十五先令，然后再把其余的十五先令交还给他作为零用，因为他们两个都认为吃饭付钱，对他的自尊心是必不可缺的因素。她常常看报，替他出谋划策。大多数男人所有的爱好，她似乎都不许他染指。不过乔治对此却毫无怨言。
春去夏来。每个人对爱瑟尔·普林斯在拉德布鲁克·格鲁夫一家公寓中被害事件，几乎都忘记了。从这个词的任何真正含义来看，说乔治也把它忘记了，大概是不会错的。他读书太少，不知道有一种流传的说法，那就是杀人的罪行对凶手永远纠缠不放，只要一提到，就叫他胆战心惊。
一天早上，他听到老板对他说了下面这几句话之后，他并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有这么一桩橡皮喇叭的买卖。我进了半罗货。可以标一先令一便士一个，放一个在你的柜台上吧，和橡皮奶嘴摆在一起，想办法找带小孩的妇女来买。”
乔治打开装着半罗橡皮喇叭的纸箱子，从里面拿了一个出来。喇叭柄上裹着红蓝羊毛。他把喇叭放在橡皮奶嘴旁边，接着就把它给忘了。
还有一个店员叫韦尔金斯，他虽然持有药剂师执照，却不因此而孤高自傲。一天午饭后，为了消磨这段无聊的时间，拿起喇叭吹了起来。
猛然间，乔治带着爱瑟尔坐上了火车，同时告诉她“不要这样吵人。”当韦尔金斯放下喇叭之后，乔治发现自己在瞅着喇叭，同时觉得那些红蓝羊毛特别可恨。他把喇叭拿了起来——当初爱瑟尔那只喇叭被他扔出火车窗口时，摸上去就和这只一模一样。
现在绝不能认为乔治感到悔恨。实际是那只橡皮喇叭在使他非常清楚地记忆起爱瑟尔，唤醒了酣睡在他内心深处的力量。爱瑟尔本来非常漂亮，活泼，爱说笑。这些优点每逢乔治情绪高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的——而他的情绪通常总是很高，尽管当时他也有不少苦恼。
总之，这个喇叭产生了一种令人迷惑怅惘的感觉。为什么一切事物不能始终如一呢？爱瑟尔只是在作了妻子以后才变得完全不能容忍，因为她缺乏理性，没有真正照料过他。现在他既然和卡赖宓小姐结了婚，假如能再见到爱瑟尔的话，哪怕是，，比如说吧，在礼拜三晚上和隔周的礼拜天，生活就会立刻充满了愉快和幸福……有一位太太带着一个小姑娘——也许家里还有一个小娃娃——走了进来。他劝这个女的买喇叭，但买卖没有成。
第二天，他居然自己承认那只喇叭弄得他心烦意乱，在十二点四十五分到一点一刻，趁着韦尔金斯出去吃午饭时，他拿起喇叭吹了吹。在刚要关门之前，当时韦尔金斯也在，他又吹了吹。
乔治不善于自我欺骗。本来压抑下去的种种渴望，终于被这只喇叭掀动起来。第二天他开出一张一先令一便士的发票，掏出一先令一便士零钱放进现金出纳机，随手把喇叭塞进了衣袋。在当天晚饭之前，他将喇叭扔进了烧热水的炉子。
“房子里有一股臭味，你往炉子里扔了什么，乔治？”
“没有什么。”
“你说实话，亲爱的。”
“一个橡皮喇叭，老在我柜台上摆着。实在把我气火了，真的。我花了一先令一便士就把它烧了。”
“这太傻了，不是吗？你的零花钱就不够用了。象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不能再补给你一份了。”
没有关系，乔治让她不要着急。同时心里在想，有这样的一个老婆实在走运。她能让你循规蹈矩，一发现你有点差错，就能及时提出来给你纠正。
三天之后，老板清点了存货。
“我看那只喇叭已经卖掉了，再摆上一个吧。这可能是桩好买卖。”
于是这桩买卖又重新开始了。乔治，你会发现，虽说毫无头脑，可是他在自我克制方面倒是把好手。现在爱瑟尔在支配着他那种精神恍惚、如醉如迷的生活另一侧面，假如他听任自己让这些往事不断挑逗下去，他自己明白，他和他妻子的那种幸福美满生活就要受到威胁。
这些橡皮喇叭，算上家里烧掉的一个，一共六打。老板要卖一先令一便士一个，十三先令一打。然而每打又有十三个。这个帐算起来有些麻烦。不过最后他还是把总数算对了。他又计算了一回，把数字仔细“验证”，才算放心。八百英镑，他只剩下二十三英镑了。
蒙西太太有个相当漂亮的鳄鱼皮化妆用品箱，是她自己买的，却故意说是“新郎送给新娘的礼物”。
第二天，乔治借口说，他要从店里带些东西回家过圣诞节，借用了这只鳄鱼皮化妆用品箱子。他把箱子提到店里，又说箱子里装着他的晚礼服，准备到一个朋友家去换，免得夜里回家麻烦。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娶了一位“有遗产的老婆”，所以无论是韦尔金斯或老板，对他有一套晚礼服和一只鳄鱼皮化装用品箱子，是不会感到特别惊奇的。
十二点五十分，又趁店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把半罗（差一个）橡皮喇叭塞进了那只鳄鱼皮箱子。等老板吃完午饭回来后，他就说：
“阿鲁史密斯先生，所有的橡皮喇叭都叫我卖掉了。一个老家伙走进来，说他替一个孤儿院办事，于是我就劝他包圆了。”
“包圆了，是吗？他没有要打折扣吗？”
“没有，阿鲁史密斯先生。我看他有点神经病。”
阿鲁史密斯先生使劲瞧了瞧乔治，接着又瞧了瞧那个现金出纳机。六打差一个，一先令一便士一个——四英镑三先令五便士。的确怪事一桩。不过时不时地总回碰到异想天开的顾客，结果那天到了最后，阿鲁史密斯先生的惊奇也自然消失了。
一个人要是从瓦汉姆到巴特寺，要做地铁到维多利亚火车站，然后再坐火车走。根据乔治·蒙西那天晚上把鳄鱼皮箱带到维多利亚车站这件事来看，这就证明他打算把橡皮喇叭拿回家去，可能埋在花园里，也可能想别的办法处理。不过这样一来，他说他要带一些东西回家过圣诞节这件事，就交待不了了。
这一点关系不大，因为那只鳄鱼皮箱那晚上就根本没有进家。当他从地铁走上最高的那层台阶时，箱子忽然从手里被人夺走了。
箱子一被抢走，乔治首先就觉得去了一块心病。他早就发现这些橡皮喇叭是不能烧的，这的确会为他惹出很大的麻烦。他知道那只箱子是十五个金币买的。而原有的二十三英镑，在花剩下之后，第二天还足够买一只新箱子。
第二天店铺关门的时候，乔治和韦尔金斯在收拾东西，阿鲁史密斯先生在看报。
“喂，蒙西！你听这一段。‘杰克·蒙代尔，三十七岁，无固定住所，今晨于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窃得鳄鱼皮化妆用品箱一只，此案由拉姆斯顿先生进行审理。拉姆斯顿先生询问警方箱内装的是什么东西——玩具喇叭，阁下，橡皮做的。一共七十七个。拉姆斯顿先生：七十七个橡皮喇叭！好，这下警察局可的确再没有不组织乐队的理由了——（笑声）’”阿鲁史密斯先生也笑了，同时接着说：
“蒙西，这可真象你那个疯子。”
“是的，阿鲁史密斯先生，”乔治无动于衷地说，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接受他太太的批评去了，那是关于今天下午送货上门的一只新鳄鱼皮箱的问题。这只箱子看上去同原来的一只不大一样，因为原来那只是定做的。虽然两只是在同一个店里买的，而且店老板为了照顾乔治，仍旧照原价不变。
与此同时，警察局在报上登了通知，寻找这只鳄鱼皮箱的主人，由于第二天上午仍然没有人认领，警方只好根据箱子上的招牌，带着箱子找到皮箱店来。
据制造商说，这只箱子是去年为一位卡赖宓小姐定做的——这位小姐后来结了婚，而且就在前一天，她丈夫蒙西先生，还要求照原样定做一个，不过最后他买的是一件成品。
“给蒙西先生打电话，叫他来认箱子——同时把这些橡皮喇叭也带走。”警官说。
蒙西太太接了电话，并且告诉了蒙西工作的商店的地址。
“一个药店的店员！”警官说，“我看一定有鬼。这些喇叭可能就是他们店里的货物。可能是他偷来的。不要打电话——直接下去吧，看看老板是不是发现他的货物少了。先找他，再找蒙西。”
警长到瓦汉姆之后，被请进柜房。然后立刻问阿鲁史密斯先生是否丢了七十七只橡皮喇叭的货物。
“没有丢——是我们前天卖出去的——不错，七十七个！更正确地说，是我们的店员乔治·蒙西卖的。喂，蒙西！”乔治正好走过来。
“你把橡皮喇叭卖给一位说是和孤儿院有关系的顾客先生——是前天的事——对不对？”
“对，阿鲁史密斯先生。”乔治说。
“没有要打折扣就包圆了，”阿鲁史密斯先生得意地说，“四英镑三先令五便士。我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是前几年，有一个男的也是走进我这个铺子——”
警长觉得脑袋嗡地晕了一下。这个店员把七十七只橡皮喇叭卖给一个离奇古怪的男人。货物当时付款就拿走了——而结果这些东西却有落到这个店员老婆的化妆箱子里。
“前天在维多利亚车站，你可有一只鳄鱼皮箱化妆用品箱子被人偷走了，蒙西先生？”警长问道。
乔治觉得左右为难，假如承认那只鳄鱼皮箱是他老婆的，那他就得向阿鲁史密斯先生坦白，说他连折扣都没打就把七十七只橡皮喇叭全部巧妙地卖出，完全是扯谎。结果：
“没有，先生。”乔治说。
“哼，我想也没有。这是哪儿搞错了。我想就是箱子铺的老板弄错了。对不起，打搅你，先生！再见！”
“等一等，”阿鲁史密斯先生说，“那天你的确拿来一个鳄鱼皮化妆用品箱子，蒙西，里面还装着你的晚礼服。而且你的确也是走维多利亚车站回家的。可是那些喇叭又是怎么回事呢？警长，假如那批货物是在柜台上卖掉的，那不可能又到了蒙西先生的箱子里去的。”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调查阿鲁史密斯先生，真是没影儿的事，”乔治说，“我想现在门面上需要我去照顾照顾了。”
乔治很伤脑筋，于是他请了一会假，早早回家了。他告诉他老婆，他如何对警察扯了谎。至于喇叭问题他也说了实话。接着她立刻让乔治把他原来讨厌喇叭的理由也说了出来，结果当警察把原来那只皮箱送上门是，被她断然否认了。
根据法律，这只箱子的所有权无法强加于蒙西一家人身上。在审讯抢劫犯杰克·蒙代尔之前，这只鳄鱼皮箱斤毫七十七只橡皮喇叭交悬案侦缉处保管。
在离这只箱子几尺高的一层架子上，放着乔治·蒙西大约在七个月前乘坐沙森特直达芬车池大街那趟三点一刻的快车时，从车厢窗口扔出去的那只喇叭。
办案人员从箱子里拿出一只喇叭，放在架子上和那只喇叭比了比，两者之间没有一点逻辑关系。他们只是猜想其中可能有点儿关联。
他们尽力把瓦汉姆和沙森特两个地方挂了挂钩，没有得出结果。接着有追查了瓦汉姆七十七只喇叭的来龙去脉，发现乔治·蒙西把喇叭放进鳄鱼皮箱之前一段时间，问题都很简单。
他们又回到沙森特的那只喇叭上去，于是在档案中查到，那只喇叭的买主不是那个带着孩子的男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
然后他们查了查年轻妇女和沙森特之间的相互参照材料。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无头案——爱瑟尔·妃布拉斯凶杀事件。他们看到：“一九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女儿与普林斯在亨利埃塔大街婚姻登记处结婚。他立即带着我女儿到沙森特度蜜月。他们在该地停留了两周。”
十一月十六日再加上两个礼拜，就是一月三十号。这正是那只橡皮喇叭在铁路旁找到的日子。
一只橡皮喇叭（可能）是一个年轻妇女扔在铁路上的。结果这个妇女被杀害了（身边没有橡皮喇叭）。六个多月之后，一个青年男人在七十七只橡皮喇叭上大做文章，表现得离奇古怪，异乎寻常。
这种联系完全不合逻辑。不过悬案侦缉处是专门处理没有逻辑关系案件的部门。他们把这种荒谬的推测——用保密记录方式——通知了侦缉队队长雷森。
雷森从班伯利把妃布拉斯老夫妇带到瓦汉姆。
他给了他们五个先令，接着打发他们到阿鲁史密斯的店里去买一个热水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