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手里拿两件上衣，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加上身上穿的，一共有三件了。”
很自然的话就从我嘴里溜出来，实在是因为错觉的关系。从换上和服一直到喝完茶为止，我始终在想这件事，所以当父亲和我说话时，我错以为还在谈那件事，嘴里就溜出来了。父亲立刻从电视机前走过来，端端正正坐在火盆的对面。
“上衣怎么啦？是遇害时穿着好几件上衣吗？”
“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了，爸有什么事吗？”
“我的事一点也不重要。你说一共三件，手里拿两件，对吗？”
昔日的硬派刑警往往最后就变成恍您的刑警，但父亲的顺风耳似乎仍旧那么灵光。在我四个哥哥家里，孩子像阶梯似的，从大到小各种岁数的都有。父亲并不讨厌这些猴崽子似的孙子，孩子们也不讨厌他。可是，父亲常到我和妻住的地方来，并不是为了孙子，而是退休刑警想和现职刑警谈谈话吧！既然已经说溜了嘴，那就只有把案情概略地说明一番了。
“真的，不是很严重的事。我手头那个案子的嫌疑犯说，在地下铁的月台上看到一个这样的人。”我打开香烟的封条，抽出一根烟请父亲用，继续说，“案子发生在文京区的本驹逐，一个中年寡妇遇害了，她的名字叫棉田登喜子，49岁。住在独门独院的平房里……”“我记得是在大白天遇害的吧？”
“是，四天前的下午3点半左右。鲤鱼店的伙计送货发现时是4：10分左右。被害人好像是从里面一个六榻榻米大的房间，向着玄关那边四个半榻榻米大的房间爬去时死了。”
“报纸上好像是说用水果刀刺死的……”“其实，那可以算是菜刀了，刀刃很长，侧腹或喉咙被刺，行凶的手法不太像内行人，死者右手拿着稻子扑倒在地上。”
“耙子？”
“就是庙里卖的那种耙子，讨吉祥用的。”
“东西很大吗？”
“不很大，不过比庙门口卖的大一些……大概像打开的摇扇那么大，中间还有一个假面具，价钱似乎相当贵。在11月的第二个市集时，到浅草买回来，插在那个六榻蹋米大房间的屋梁上。”
“为什么死时手里会抓着耙子呢？”父亲疑惑地问。
我也不解地说：“大概是准备拿来做武器吧……或许是想用它挡开对方的刀。凶案现场非常零乱。”
“有东西失窃吗？”
“很多哩。被害人在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从附近的银行提出150万现金，这笔钱不见了。”
“行凶的动机是为了这些钱吗？那个鳗鱼店的伙计到现场去干什么？”
“那是因为被害人在3：20分左右打电话到鳗鱼店，要店员送两份鳗鱼饭去。因为她是常客，而且接电话的老板确认的确是棉田登喜子本人的声音。因为不是用餐时间，而伙计又正好出去不在店里，另外还有一位店员因感冒请假，所以老板就告诉她说不能马上送去，必须等一会儿才能送去。对方还回答说没关系……”“所以，伙计在4：10分才送饭去？”
“平常他都是从玄关进去，所以他就打开门向着屋里喊人，可是没有人应声。伙计认为不可能没有人在家，叫了几声后。他就擅自打开纸门。”
“结果他却看到尸体，一定吓坏了吧！可是，听你说好像已经找到重要的涉嫌人，对吗？”
“是的。涉嫌人是死者的外甥，名字叫福地敬吉。已经31岁了，还没有固定的工作，据说以前曾经给被害人带来金钱上的麻烦。香烟铺的伙计在4点钟时曾经看到福地敬吉在现场附近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去。福地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被害人家里，所以香烟铺的伙计才认得他。”
“有行凶动机吗？”
“据调查，他借高利贷还不上而受到流氓恐吓。福地的老婆说，那一天福地出门时曾说再去求求舅母。”
“她有现金却不肯借，争吵又没结果，气愤之下杀人。是这样的过程吗？”
“那一次出门后就没有回家了，难怪人家要这样想。昨晚他到朋友的住处，被我们抓住带回专案小组。”
“他不会很爽快地就招认吧？看他还说什么三件上衣的事情。”
“他只承认在现场附近拦了一辆出租车，但他辩驳说他并不是从被害人家里出来的。本来他是要去舅母家，但是结果并没有去，3点半以后在地下铁本驹还站下车……”“地下铁本驹站应该是属于都营六号线，从板桥经过巢鸭、春日町，然后从神保町向大手町的方向去。”
我不禁讶异父亲对现今东京都的交通仍如此熟悉。
“是的，福地是住在板桥的大和町。他说在本驹还下了地下铁，走到舅母家附近，可是想起以前借的钱未还，舅母大概不会再把钱借给他，因此而心情很沉重。他正想转身回去时，看到一辆出租车来就坐了上去，然后去找住在池袋的朋友。”
“那么，三件上衣的事是发生在哪里？”
“是出现在地下铁的本驹还站。他说在本驹还站下车时大概是3点半左右。我很怀疑他为什么把时间记得这么清楚，他说因为他站在月台点烟时，看到一个男人从剪票口跑下楼梯，停了来抬头看钟。”
“这个男人就是三件上衣的人吗？”
“是的。这个年轻男人在高领的毛衣外面又穿了一件上衣，而有手又抱着两件上衣。那衣服没有包装，也没有用纸袋提着，福地就觉得奇怪，所以特别注意那个人。”
“换了我大概也会多看他两眼。”
“这时候，那个男人发现有人看他，也许是要掩饰他的难为情，一面向月台走去，一面自言自语地说‘3：40分大概还来得及’。”
“然后呢？”
“所以他坚持自己绝没有杀死舅母。3：40分时他还在本驹达站的月台上。虽然他不知道当时被香烟铺的伙计看到了，可是正如那位伙计说的，应该是接近4点时。所以他坚称自己不可能杀人，后来他是在池袋朋友家打麻将，打完麻将就住在朋友家了，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因为怕受到怀疑而不敢回家。”
“还算有道理呀。”
“可是，据福地的太大说他离家的时间，以及他自己说3：40分到达本驹还，似乎又太慢了。找到那个时间在本驹还站剪票的站员，拿福地的照片给他看，他不记得是否有这样一个人经过那里，更不记得有拿两件上衣的人，那个时间本来旅客是很少的。”
“所以我想，福地是迫不得已编了那样的谎言，可是又无法证明自己的行踪，是不是这样？五郎。”
父亲的脸像用旧了的棋子，布满皱纹，露出亲切的笑容。
“如果他要说谎，应该编更高明一点的才对。”
我叹了一口气，重新点燃一根烟，说：
“二件上衣真是很怪，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他的话。有人会把多余的两件衣服就那样抱在手上，而且又去搭火车吗？”
“也不能说一定没有呀！”
父亲没有伸手来接我递过去的香烟。他打开浅田锭的罐盖。拿出一粒丢进嘴里说：“有一个人买了一把价值昂贵的进口雨伞，下阵雨时舍不得使用，便把伞抱在怀里拼命跑，在别人眼里这种人真是太奇怪了。”
“爸，你说的是明治时代的故事吧？”
“不，是二次大战后的事。那个人是我认识的一个掮客。那把进口伞收起来时就像手杖一样细，打开来使用后，要再恢复原状就很困难了。所以他自己也常取笑说，除非是倾盆大雨，否则绝不舍得打开桑既然有这种事，就不能说一定没有那手抱三件上衣的事。如果有人间他，或许他会说一件是夹克，一件是西服，一件是套装。”
“是夹克西装套装吗？”
父亲说话时，常会把古老的名词和现代用语夹杂使用，让人听起来忍不住要笑。
“总之，福地依然坚持。关于和他太太所说的时间不吻合这一点，他解释说并不是一出门就立刻坐上地下铁。由于觉得有点饿，就走进一家面店吃面，想用店里的红色公用电话给舅母打个电话，但犹豫了一下，结果没有打，在地下铁旁边的电话亭也是一样没有打成。就是在本驹还站的月台上，他也是慢条斯理，点着烟站在那里发呆。可是，面店的店员和车站的剪票员都不记得看过福地。”
“好像是个非常平凡的人。”
“是啊，他自己也很遗憾地这样说，平凡的人不容易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但那个抱着上衣的男人曾经注意到他，至少他还记得那个人，如果能把那个人我出来，就能证明他不是凶手。所以福地要求我们去寻找那个人，他还说刑警的工作不仅是要寻找有罪的证据，也要寻找对涉嫌人有利的证据。不过，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
“他说得是蛮有理的，但没有什么线索。只说那人穿一件高领毛衣外穿一件上衣，手上抱着两件没有任何包装的上衣。”
“如果是装在洗衣店用的塑料袋里，或可以对摺成箱型的西装袋里，提在于里就没什么奇怪的。可是他很随便的抱在于里，一件是普通的蓝色，另一件是粗条纹，身上穿的套头毛衣是深褐色，外面是带着紫色的运动上衣，打扮得蛮帅气的，但他的一双手好像很脏。福地敬吉连这种小地方都记住了。”
“你这么在意这件事，福地的嫌疑很重吗？”
“他的嫌疑确实很大。虽然凶器上并没有指纹，但他有动机。如果能找到那150万元现款，他就无法抵赖，但那些钱说不定已经在流氓手里了，何况钞票上既无记号，也没有写下它的号码。”
“歹徒闯空门的可能性一点儿都没有吗？”
“这句话就不像爸爸说的了。被害人以电话叫了两份鳗鱼饭，饭还没送到就发生凶杀案，而被杀的只有棉田登喜子一个人。”
“对了，我忘了。”父亲抓抓头说，“凶手和被害人应当是很熟悉的、不会使被害人产生戒心的人，既然是在叫了鳗鱼饭后不久就遇害，这判断应该是没错。不过，那个叫福地的外甥，大概是很不得舅母喜欢吧！”
“也不见得像他本人说的那么讨厌，再怎么说总是近亲。有一个名叫东野的人说，只要他好好工作，舅母应该会给他很多帮助。东野就是被害人的土地管理人。”
“如果棉田登喜子在还不知福地的来意时，想请福地吃份鳗鱼饭，那还算合情合理。可是福地才吃过面，就是舅母要请他吃，他也应该会推辞吧！”
“那是福地自己说的，是不是真的吃过面，还没有人能替他证实呢。”
“哦，看样子必须多调查被害人的生前状况了。你说她49岁吗？”
“是的，她还有田地或店铺，生活很富裕，但并不是女强人那一类型的人；不过，她很扎实地过着轻松的独居生活。两个月前还有一个老太婆在帮忙家事，这老太婆走了，她要再找人就不容易了。”
“她和邻居的来往呢？”
“好像还不错。常和其他太大们一起学贴花、学三味线，和邻居太太相处得蛮不错，没有人说她的坏话。”
“她的亲戚只有福地吗？”
“不，她去世的丈夫还有个姐姐，以及年轻的外甥女，亲戚是很多，只是福地走得比较近。”
“这么说来，如果福地不是凶手，遗产会落到福地手里罗！”
“所以，除了眼前的现款外，他还是有动机的。”
“但是，并不是有计划的谋杀。”
“当然，是某种动机使得凶手一时怒不可遏，把她杀了。如果是个冷面杀手，他不会在鳗鱼店伙计随时会来的情况下杀她的。”
“刚才好像谈到一个叫东野的男人？”
“他是被害人的丈夫生前做生意时的店员，大概是39岁吧。照爸爸您的说法，东野是个精打细算、很有规矩的人，住在被害人所有的房子里，算是掌柜那一类的吧。”
“这个人有不在场证明吗？”
父亲的眼睛亮了一下。我不禁苦笑道：
“他如果杀了死者，是得不到一点好处的。如果那些田地换了主人，他甚至就有失业的危险，即使不会立刻把他从现在位的地方赶走，但他那身体虚弱的太太现在已经在担心他的职位了。”
“可是，挪用公款，或情急之下糊里糊涂下手，不是没有可能吧？”
“虽然是交给他管理，但是并没有信任到把印鉴或存款簿交到他手里的程度，而且他有不在场证明。3点半时他在家里，替他作证的是他太太，在3：40分左右，东野曾接了一个外面打来的电话，对方已承认这件事。”
“除了香烟店的欧巴桑以外，还有没有人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从以前的电车路向里走不远，有几处庙宇，是个清静空寂的地方——虽然在前面的巷道有一些商店。”
“山手线这一边，人们也开始对邻居漠不关心了。”
“我们当然还要继续做查访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福地敬吉仍然是最可疑的人。可是，那个穿夹克西装套装的人，你也想找到……”父亲双手交叉在胸前。
“就是因为缺少决定性的证据，更必须如此。”
“如果都能够轻易找到直接证据，那么刑警就会是好差事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什么事？”
“那支耙子呀！”
“耙子？”
“就是在庙前卖的那种耙子。你不是说死者手里拿着一支耙子吗？”
“是，我是这样说过……”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父亲。
“耙子有很多种类。”父亲的口吻显示他开始急躁了，“从刚才你所说的话里，我知道大略的情形，有的耙子上面装饰了福神、宝船或帆，有的没有什么装饰。耙手骨张开的地方叫做帆，装着饰品的地方叫做付台。升斗里面只有福神的叫升福神。在帆上贴满栓扇、上面又装饰假面具或财宝箱的就叫栓扇。还有一种叫鬼耙，并不是上面有鬼面具，而是有丑女面具。此外很少有装饰品。耙的骨数很少，因为像鬼的手，所以叫做鬼耙子，简称鬼耙。”
“我想就是那鬼耙了。好像把粗手指张开的样子，上面只有丑女面具。但这耙子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就像你说的是鬼耙，那么死者是想用这个来和凶手对抗，那鬼耙真的原来是放在房梁上吗？”
“东野是这么说的。”
“我记得刊在报上的死者照片，长得蛮好看的……”“身材很高大，可以算好看。而且她化妆化得很浓，看起来不像是49岁的女人。”
“这样一个漂亮又有钱的女人，难道查不出有什么感情事件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她丈夫去世已经有七八年，但从来没听说她有不轨的行为，在这方面她似乎是个保守的人。”
“要不然就是她保密的功夫太好了。”父亲带着嘲笑的口吻说完后，看一看座钟，“五郎，你也累了，我们去睡觉吧！”
“不，没关系。爸，如果您想到什么事就说给我听吧。”
父亲半闭着眼睛，好像快睡着了的样子，但是我知道当他以这种表情说出心不在焉的话时，正是他要充分发挥思想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什么事，只是逐渐觉得福地说的是事实。”
父亲张开眼睛说，“正如你说的，如果是说谎，谎话编得就太奇怪了，所以我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那个人手上拿两件上衣。”
“我也想过了，可是没有一点线索，实在想不出什么名堂。”
“不能说完全没有线索吧，他拿着两件上衣，还说现在是3：40分，来得及。是不是这样说？”
“是的。但是只有这样啊！”
“这些可以成为调查的线索了。你看福地在看到那个拿上衣的男人时，他就会觉得奇怪而停下来看个仔细，如果换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对劲，剪票员大概就是这一种人，他每天看着各式各样带着大小行李的旅客，所以他一定会视而不见。”
“也许是那样吧！”
“现在我们说上衣吧，上衣本来是用来穿的，可是他身上已经穿了一件上衣，手里又拿两件上衣，那么他是没有穿外套吧？”
“那一天好像比较暖和，福地自己就穿了一件毛衣和夹克。”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上衣是用来穿的，可是他身上已经穿了一件，另外两件是要换的罗，也就是不需要马上穿。可是他另外又没有行李，可见不是要去外地旅行，大概是爱打扮的人吧。不过，至少他应该像你说的，放在袋子里提着走才对呀！”
“不管怎么想，因为爱打扮而随身带着两件上衣似乎说不通。”
“或许他并不是自己要穿，而是带去给别人穿。如果是从洗衣店或服装店提出来，一定要装在袋子里的，不可能直接拿在外面，用袋子装固然是很重要的，但目的并不完全在避免皱褶的产生，我想他可能在赶时间，必须把衣服准时送到某地，这一点比较重要吧！”
“他嘴里是说可能来得及。”
“问题就在这里。3：40分，可能来得及。这句话得好好想一想。你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是编造的呢？还是不知不觉说出心里的话？”
“我想应该是后者，因为他发现有人盯着他看，为了掩饰尴尬的心情，内心的话就脱口而出。”
“我也认为是如此。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这句话竟被福地记牢了。他说也许还来得及，那里不像是终点，或是在那里换车后到达的时间吧。有约定时间是事实，那时间不是5点或6点，应该是4点到4点半之间，这个判断应该合乎他说这句话的口气吧。”
“是有那种感觉，可是不知他是搭往神保町方向的电车，还是去巢鸭的电车，甚至或许他是要从对面楼梯上去，走出剪票口。”
“他绝不可能是要从对面的剪票口出去，不管他要搭乘往哪个方向的电车，一定是要去距离本驹这30分钟以内车程的地方。这时还要考虑从地下铁走出来的时间，这样就能把他所要到达的地方范围缩小了，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那个有三件上衣的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爸，这种事能想得出来吗？”
我的眼睛都瞪圆了。到目前为止，推理虽然是个好方法，但也只知道抱着两件没有包装的上衣，和自言自语所说的话，如果仅靠这两个线索就能知道此人来自何方，那简直可以媲美神探福尔摩斯了，要不然就是心灵感应、未卜先知。父亲是个经验丰富的退休刑警，不会不知道这道理。
果然父亲笑了一下，说：“当然我们无法详细地知道他从哪一区哪条街几号来的，但至少我们可以推测他是不是本驹还站附近的人。”
“爸爸，您认为怎么样？”
“我想他不是本驹还站附近的人。据我的判断，那两件拿在手中的上衣，很可能是急忙要送到某地给等着要穿这衣服的人，我想之所以没包装，就是为了到那里穿的时候方便，但是，把两件大人的上衣放在手臂上，并不是最方便的方法，他其实可以把衣服装在较大的皮箱里，当快到目的地时，一面走一面拉开皮箱拉链，拿出衣服交给对方，既不浪费时间，携带起来又方便。”
“爸爸究竟想要说什么？”
“我认为两件上衣原是放在汽车座位上。也就是说那个人是用汽车把上衣带来的，如果是把上衣放在车上，不包装就是很自然的了。”
“当然是有此可能，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去搭地下铁呢？”
“一定是汽车不能动了，发生车祸，或是故障……故障的可能性较大，或许要想办法修理，但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开车，去搭乘地下铁。福地不是说他的手很脏吗？”
“是的，是的。”
我对父亲的记忆力，以及精密的思考力惊异极了。
“可是，为什么不搭乘出租车呢？”
“他在要发动车子时浪费了时间，如果他的目的地是地下铁车站附近，坐地下铁就比等出租车要快得多了，所以他就拿着上衣去赶地下铁。从剪票口跑下来，抬头看看钟，松了一口气，脱口就说还赶得上，这样的推测算合理吧。”
“这一点我倒没想到。这样的话，那天黄昏，本驹渔站附近应该停放了一辆抛锚的汽车，如果有警察记下车牌号码，或有人记得，就可以找出那个人了，而福地的不在场证明也就可以成立了。”
“会那样顺利吗？或许是赃车呢？”
“爸，您是说他也有可能是个罪犯？”
我几乎忘了这一天的奔波疲劳，兴奋得把上身往前倾。
“一想到他只拿上衣走的原因，就直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件。”
父亲又闭上眼睛，脸上满布着皱纹。他在沉思中说：“两件上衣没有包装，这一点可以推测衣服是给别人穿而不是自己要穿的。其次是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把衣服送去，可能是有人发生事故，衣服淋到水或油，或沾了血。但是又有时间限制就不大合理了，即使是急着要穿，也不需要限定几点几分前送到。”
“会不会是表演用的服装？不是平常的上衣。”
“不错。的确可以考虑这一点，在后乐园附近有电视的摄影棚，或许有一个演员我不到应该带来的戏服，于是制作单位管理戏服的急忙在上戏前把服装送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但戏服是属于重要物品，不可能随便就丢进车里或拿在手上送去。如果是临时演出的戏装，那就不必特意送去。根据福地的说词，好像那是极普通的上衣。”
“这么说，就更没有必要从远处特意送去。”
“此外，有一种情形必须在预定时间内把衣服送到某地的伙伴手里。那就是穿着有明显特征的服装，在犯罪后才能从容逃走。例如，穿着制服使被害人相信他的身份，然后进行犯罪。假设凶手是冒充警察或警卫或保镖。”
“是的，那时候需要一件普通的上衣，才能方便逃走。”
“尤其是制服，往往只有上衣有特征。丢掉帽子和上衣，换上一件普通上衣，就可以达到化装的目的了。这样或可解释那个人为何要拿两件上衣匆忙赶时间了。”
“这么一来，凶手有两个人罗？”
“当然。只是不知道是杀人或是诈欺？或是强盗抢劫……如果是诈欺或强盗的话，他所得到的东西体积一定不大。”
“为什么呢？”
“如果因汽车故障而改乘地下铁的推断是正确的，就应该是这种情形。福地看到他的手是脏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样推断也是正确的。这个人放弃汽车改乘地下铁，如果他们得手的东西很大，就不能没有汽车运送，那么只换这上衣化装一下是不够的。”
“可是，汽车故障是无法预知的。”
“不，如果一定要用到汽车，便会事先小心保养好，绝不能让车临时抛锚。”
“若歹徒是两个穿制服的人，而且去抢劫，抢的东西体积又不大，这的确有调查的必要。”
“福地是从靠巢鸭的剪票口下来，还是从靠白山的剪票口下来？”
“是……靠巢鸭的剪票口。”
“既然那个人是向月台一直走过去，那么从板桥方面是后面的出口，如果是水道桥方面，就是前面的出口接近犯罪的现常”“如果在这个范围内发生了像爸爸所推测的事件，而在本驹还车站附近又有汽车故障，那么就可以证明福地的不在场证明是真的了。”
“是不是能证明现在还不确定，可是在理论上，福地是不可能杀人了。即使是找到那个拿两件上衣的男人，他是不是会承认他说过那样的话呢？更何况他或许根本不记得他见过福地。”
“不管怎么说，如果爸爸的推理是正确的，对福地将会很有利。”
“但是对你们来说就会很头痛了，因为调查工作又回到起点了。”
父亲拉动了一下嘴角，然后像下定决心似地伸手拿支香烟放在嘴上。我立刻把打火机送过去说：“我希望能听一听爸爸对这方面的意见，如果能够增加对福地有利的条件，我也会感觉轻松些。”
“明天还要继续去查访吧？”
“还不知道能问出什么呢。如果是一时冲动而下手杀人，其动机是潜伏在内心的。即使是平常来往密切的邻居太太们，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动机。”
“那是当然，不过，那个耙子实在让我想不通。耙子原本放在屋梁上，而那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就是行凶现常”“是的。”
“房间里头不会是铺地毯，地毯上放着桌子吧？”
“哦，那原来是和式房间。”
“这么说，被害人和凶手原来都是坐在榻榻米上，凶器是水果刀还是菜刀？本来是放在哪里的？”
“放在盘子上，是用来削苹果的，那些削好的苹果只有死者吃了一片，凶手好像没有吃。”
“谈话时发生争执，凶手就拿了菜刀，被害人因事出突然，在受伤以后才拿到那个耙于。”
“大概是吧！不过也可能是两人正谈到那间庙的事，就从房梁上拿下耙子。就在她拿着耙子时发生凶杀案，那也是有可能的。”
“那个耙子坏了吗？”
“没有坏。但是竹柄和丑女面具上沾了很多血。”
“若是这样，我还是认为她在受伤后才去拿耙子的。如果她本来就把耙子拿在手中，当然会用它来抵抗对方的凶器，耙子多多少少会碰坏。”
“也许是的，因为屋梁上也沾了血迹，可能是受伤以后才去拿耙子……但那时虽拿到耙子，却已经是不能当做武器使用的状态了。”
“被杀伤以后，如果想找对抗的武器，是不是会站起来伸手去拿屋梁上的东西呢？难道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吗？比方说把盘子扔过去？”
“当然，那里还有皮包或花瓶，都可以用来打对方。爸，你究竟在想什么？”
“我在想，死者拿耙子是另有含意的。”
“什么含意？”
“五郎，被害人是不是想用耙子来暗示凶手的身份？”
“什么？”
“两个人一起谈话，还多叫了一份鳗鱼饭要请对方，不管有没有诚意，至少对方是个无须设防的人，而她竟被一个丝毫不须戒备的人杀了，她一定很生气，死得太冤枉了。”
“那当然！”
“可是她不能呼救，也无法打求救电话，因为凶手就在眼前，说不定凶手还阻止她求救呢。也许是颈部割伤发不出声音，所以拼命抓住耙子，想暗示凶手是谁。”
“可是，耙子上没有写任何字，或是某人的名字……”“既然没有任何字，会不会是卖耙子的人？或是制造耙子的人？”
“大概不是吧，如果是那样，凶手一定不放心，会设法销毁的。”
“是一起去庙里的人吗？据说她是和四五个邻居太太一块儿去的……”“那是没有办法暗示是四五个人中的哪一个，我想应该不是一起去庙里的人。凶手虽然没有发觉，但那耙子一定暗示了一个人的名字或特征。”
“一定要凶手没有发觉吗？”
“当然要。死者拿到耙子时，凶手一定还在身边，死者若是块头高大的女人，仲手拿屋梁上的靶子井不困难，但也必须尚存一口气才能拿到，而凶手一定以为她是拿耙子来自卫。死者拿着耙子准备向玄关爬去，但却没又力气动了，这时凶手急忙从后门逃走。”父亲对自己所说的话好像很满意，边点头边又说，“所以凶手到现在还没想到棉田登喜子拿耙子是用来暗示他的。”
“可是，被害人的暗示究竟是什么呢？”
我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那不过是支普通的耙子，上面只有一个丑女面具而已。不，等一下。”
我咬紧嘴唇继续思考。
“丑女面具又叫多福，而庙的耙子所代表的意义是要把福耙进来。爸，会不会福地就是凶手呢？耙子是不是用来暗示福地的福呢？”
“你是不是还想说因为多福面具上沾了血，就像说相声的人一样说是福血（日语的血与地谐音）嘛！”
“怎么会呢？”
“当然不会。沾上血与暗示应该是没有关系，照你的说法只暗示一个福字，我想该不会那样含糊笼统的。”
“好像刚才说过那东西叫鬼耙。”
“我没看到那东西，不过从你描述的情形看来，大概是鬼耙吧！”
“这样说来是和鬼有关系罗。可是，到目前为止，有关的人中，没有人的名字上有鬼字的，也没有人做和鬼有关的生意。”
“我不认为被害人知道这种耙子就叫做鬼耙，我想她的暗示应该和耙子名称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会是什么情形呢？”
“被害人49岁，大正末年出生，是在东京出生的吗？”
“据说是的，好像是在下谷出生的。”
“这么说大概是在战前就和那庙宇有关了，而且关系密切，你想想看，那种人看到耙子会联想到什么？那就是死者所要暗示的。”
“是什么呢？”
“看到耙子，如果是男人，大概会联想到吉原。”
“吉原？到目前为止，被害人的亲友中还没有叫吉原的哪。”
“我是说如果是男人，但是现在死者是女人。”
“那么，女人从那个耙子可以联想到什么呢？”
“你还不明白吗？”
“不明白。我只知道战后那个庙。”
“现在也是一样。看到耙子联想到麦穗做的发饰，或是那里特有的食物，如芋头或山楂片……”“芋头就像婴儿的头一样大，蒸熟后就用竹签串起来，山楂片就好像薄薄的一片饼干。在我小时候，爸您常买回来给我吃，不过，我并不认为那东西很好吃。”
“有过那样的事吗？不过，山檀片是任何地方都有出售的。”
“那么，芋头呢？”
“芋头和耙子一样，是那个庙的特产。有人称它是芋头，也有人叫它大头，好几种称呼。可是在东京并不叫芋头或大头，通常是说唐或头，写的时候就写‘唐之芋’（唐与头谐音）。”
“唐之芋……东野（唐之与东野谐音），爸，难道凶手是东野吗？”我忍不住大声地说。
“我是那样想。”父亲闪闪发亮的眼睛好像很有信心，他点点头说，“如果棉田登喜子去拿那支耙于，目的是想暗示谁是凶手……如果我没猜错，被害人认为耙子能暗示东野是凶手。”
“可是，爸，由于棉田登喜子的死，东野也会受到损失呢。”
“一时冲动而起杀机时，往往不会想到利害关系，这是突发事件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吧。”
“那是当然。”
“棉田登喜子提了150万现款，然后和某人准备一起吃鳗鱼饭。”
“是的。”
“那个预备和她一起吃馒鱼饭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凶手。东野的家就在现场附近，能够替他的不在场作证的只有他那身体虚弱的太太。”
“可是他曾在3：40分时接了一个电话。”
“3：40分，在时间上足够他杀了人再回到家了，他不是就住在现场附近吗？”
“也许，杀了人再跑回家还不到3：40分……”“东野是得到偶然的帮助，逃走时碰巧没有被别人看到，跑回到家又正好有人打电话来，这些大概都是偶然吧！”
“偶然的情况固然是有可能，可是……”“东野可能是要向被害人借钱，一定是第一次。被害人答应以后就准备了150万元。东野来拿钱时，被害人登喜子就预备请他一起吃鳗鱼饭。到此为止，一切都还很顺利。”
“然后发生什么事呢？”我急忙问。
可是父亲耸耸肩说：“我怎么知道呢！我既不是千里眼也不是铁嘴直断。”
“爸，您可千万不要推理到这里，然后就丢下不管了。”
“我不是丢下不管。福地所说的可能是事实，如果能查到我所推论的那种事件的话，福地就是清白的。但是别忘了，到此为止都是推理。被害人到死还紧紧抓住耙子，是否为了暗示谁是凶手？这也是推理得来的，一路推理下来的结果，得到了杀棉田登喜子的人可能是东野的结论。到此为止，我对推理出来的情节还蛮有把握的。”
“我也认为很有道理。”
这时候父亲却缓缓摇头道：
“可是，以后所发生的事就无法推理了。到底什么事情刺激了东野，使得他拿起水果刀来杀人？除了现场目击者，谁也无法知道。即使目击者，说不定也无法了解其中缘故。可能只有东野自己知道了。不过……如果不必负什么责任的话……倒还可以想象一番……”“爸，用想象的也可以，如果东野是凶手，他和据田登喜于是不是有肉体关系？”
“我也是这么想。一个39岁年轻力壮的男人，太太体弱多病；而女人虽是49岁，但女人四十一枝花是不错的。登喜子若没有一点诽色新闻，那就是她用某种方法去解除性欲，而对象就非东野莫属了。她的土地让他管理，但主权仍操在自己手中；她的身体也让他做适度的管理，但自己仍紧紧抓着领导权。”
“登喜子完全是在利用东野。爸爸的想法是这样吗？”
“哦，东野可以说是管家兼男妓。可是如果东野心里想不开的话，会很苦闷而且不满。”
“就像沼气一样储存累积，即使能勉强地抑制，一旦因摩擦产生小小火花就会引起爆炸。”
“也许被害人一句无心之言而成为导火线。”
“这么说来，东野的太大可能知道丈夫杀了登喜子。”
“有八分可能，她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就替丈夫做伪证。东太大是个生病的女人，也许会令人感到不便，但突破的防线就在她身上了。然后接下来的是钱，是否极需要那笔钱……”“父亲的表情和方才推理夹克西服套装时的表情不同，他的脸呈现出极度的忧郁。所以我决定今天的谈话到此告一段落。
“我明天会去调查的。”